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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政治与佛道之争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1-17 14:40:00 阅读: 47 次

摘要

    唐初佛道之争是唐初影响颇大的事件,涉及宗教、政治、社会、思想等各方面。唐初佛道之争历时二十年,始于傅奕上疏请求罢废佛教,终于贞观十四末年(公元640年)释法琳病卒于流放途中。两教为争正统唇枪舌剑,互相攻讦。高祖、太宗分别下诏规定“道先佛后”,表面上看是道教赢得了这场斗争,可实质上他们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

 

关键字

   佛道之争 唐初 政治 宗教

 

唐初佛道之争,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傅奕上疏请求罢废佛教,至贞观十四末年(公元640年)释法琳病卒于流放途中告一段落,历时二十年,对唐初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场争斗,表面上是佛道两教为了争夺统治者支持、争夺信众,但事实上是唐初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暗中推波助澜。

东汉末年佛教由中亚传入中国。彼时中国的佛教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虽然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但仍属于新鲜事物,根基未稳,对其它宗教并无威胁。到了魏晋时期,适逢乱世,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佛教所说的“西方净土”恰好为迷茫的众生提供了精神寄托。正是在此时,僧慧远大师建起“净土宗”,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迅速在民众中传播开来。南怀瑾在《中国佛学发展史略》中指出:“慧远大师净土宗的建立,可以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显明的一面。”两晋到隋唐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逐渐脱离了印度的原始根基,成为真正的中国化的宗教。自此,中国佛教由东汉时的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原始佛教,转变为此时“大小乘并列,而且比较偏向大乘” 的汉地佛教。

道教奉老子为祖师,以《道德经》为经典,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可上溯至殷商的鬼神崇拜,源于汉初盛行的黄老道以及始于战国、盛于秦汉的方仙道。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于吉、宫崇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出世,得到广泛传播。张陵学道于蜀郡鹄鸣山, 创五斗米道。其孙张鲁保将五斗米道发扬光大,其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后世视之为道教正宗。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得益于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得到了极大发展。到了唐朝,唐高祖李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道教被奉为国教。

唐朝统治者尊老子为始祖,称自己为“神仙苗裔”,既起到了神化自己提高皇家地位的作用,又显示出李家得天下乃是“顺奉天命”,并不是真正信仰其宗教理论。唐朝以武立国,江山来之不易,太宗李世民经多年的军事和政治生活,逐渐形成了淡薄神学,诸事以政治为要的宗教态度,曾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1]事实上儒释道三教在唐初都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唐初统治者对宗教采取“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济物利人”态度,多方加以利用。但这种三教并重,有尊有抑的态度却是导致佛道之争的一大原因。

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道士出身的太史令傅奕首先发难,上《减省寺塔废僧尼益国利民事十一条》,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逸,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提出“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逃役之蓸,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2]。道教徒纷纷响应,道士李仲卿作《十迷九异论》,刘进喜作《显正论》,并托傅奕上呈皇帝。佛教信众对此强烈不满,亦撰文予以反击,释明概作《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释普应作《破邪论》二卷,李师政撰《内德论》和《正邪论》,法琳著《破邪论》和《辩正论》,反驳道教的指责。佛道之争日益公开化、明朗化。

    武德八年(公元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3] 武德九年(公元626),高祖下诏,规定长安留寺三所、观两所;地方诸州则留寺观各一所。虽然由于唐朝政权更迭,沙汰佛道并未得到施行,但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唐高祖重道轻佛,但仍给予佛教一定的地位;二是他试图把天下的寺庙道观纳入政府管理,以防各种弊端。

唐太宗的佛道政策是对唐高祖的继承和发展。

贞观元年(公元627),唐太宗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肃清非滥,敕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贞观二年(公元628),以梁武父子好佛老而亡国告诫群臣勿痴迷佛教。与此同时,他却于贞观初两次下诏普度僧尼,并于当年战阵之处广建寺庙以超度亡灵。贞观三年(公元629),天旱无雨,以僧祈雨而度僧三千人。[4]总体来说,贞观初年的佛道关系还是相对平静的。

贞观六年(公元632),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5]再次挑起佛道论战。贞观七年(公元633),“有太子中舍人辛谞,设难两条,以问纪国寺僧释慧净”[6]。释慧净答之以《析疑论》,释法琳在《析疑论》基础上作《广析疑论》为答,使论战深入展开。佛道之争日益激化,两教都自认为正统,极力贬低对方,甚至恶意毁谤对方的教主,这就不免涉及到李氏的威严,引起了李世民的反感。贞观十一年(公元637)二月,唐太宗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7],由此确定了“道先佛后”位次。

佛教徒必然不甘心居于道教之下,“京邑僧徒各陈极谏”,释智实等上《论道士处僧尼前表》,指责道教“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太宗敕令,凡不服者予以杖击,虽其余诸僧“饮气吞声”,智实仍表示不服,愿受朝堂杖责,不久即病卒。贞观十三年(公元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武德九年所著《辩正论》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大怒,即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其时法琳不仅坚持《辩正论》观点,且试图说服太宗李唐之祖为“北代李氏”而非“陇西李氏”,因此遭流放益州,次年病亡于途中。至此,唐初佛道之争告一段落,道教暂时取胜。

    佛道两教教徒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争的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唐朝统治者则隔岸观火,仅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制定政策。唐太宗曾承认:“法琳虽毁朕宗祖,非无典据”,[8]实际上承认了以陇西李氏为祖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并无事实依据。贞观十五年(公元641)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自称菩萨戒弟子,表示皈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9]贞观十七年(公元643),曾备受恩宠的秦世英被朝臣弹劾,因骄淫之罪获死。唐太宗开始采取佛道并重、佛道并用的方针,而这也是此后多为历代统治者采用的方针。

    唐初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争夺新王朝统治者的支持,但从斗争的结局来看,他们都是唐初帝王政治决策的牺牲品。

    唐朝建立之初,神化其统治是一种非常简便易行且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佛道两教都是很好的选择。相较而言,道教是汉民族自创的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唐朝大局初定,人民饱经战乱之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恢复。而道教始祖老子姓李,更为李唐皇室增添了历史的荣耀和神圣的依据,唐初统治者必然要对其加以重用。

    然而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佛教也不容忽视。公元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是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公元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聚众数万人;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少林寺僧众助李世民军队围击洛阳王世充;武德五年(公元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二千余;各地佛教信徒众多,俨然成为中国大教,佛教势力不容小觑。因此,刚刚建立的李唐王朝对佛教采取单纯的打击或者扶植都是不合适的。

    佛道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两教关系,佛道政策也不只是单纯的两教政策。唐高祖曾说:“父子君臣之际,张友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10]唐太宗也说:“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1]由此可见,无论是重道还是重佛,二者都要在儒家指导下,在思想上配合儒家学说,从而巩固李唐政权,即“三教虽异,善归一揆”[12]

    唐初的佛道之争给佛道两教都带来了深远影响。道教学说原本讲究修身养性,追求羽化升仙,然而随着道教政治地位的提高,道教徒也不免受到权力的诱惑参与其中。开元年间甚至开道举,吸引了大批士人参加。而佛教也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主动与儒家思想融合,尤其是忠孝思想,称其“近则安国利民,远则超凡证圣;故能形遍六道,教满十方,实为世界福田,盖是苍生归处”,比儒、道皆高。

佛教和道教由“出世”变为“入世”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他们想依仗封建王权发展壮大,就不得不政治化、世俗化,不得不接收儒家思想的改造,不得不受到封建王权的控制和利用。    

 

 

[1] 本纪第二·太宗上.旧唐书.[M]

[2] 太史令傅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广弘明集(卷十一).[M]

[3]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M]

[4] 度僧天下诏.广弘明集(卷二十八).[M]

[5] 唐傅弈.广弘明集(卷七).[M]

[6] 法琳别传(卷上).[M]

[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M]

[8] 法琳别传(卷下).[M]

[9]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M]

[10]议释教上.唐会要(卷四十七).[M]

[11] 慎所好.贞观政要(卷六) [M]

[12] 帝王部·崇儒术第二.册府元龟(卷五十)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