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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自叙小说”与日本私小说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1-19 15:54:15 阅读: 38 次

[摘  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本文从郁达夫留学日本的经历入手,证明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之间存在精神关联,通过“自叙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对比,了解郁达夫“自叙小说”对日本私小说的借鉴与发展,发掘“文化影响文化”,即日本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与交流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郁达夫;自叙小说;日本私小说;影响;差异

无论扩大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缩微到五四文坛,郁达夫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郁达夫与鲁迅齐名,被称为“中国的卢梭”。他所创立的“自叙小说”,褒贬不一,但独成一体,符合作家的气质禀性和审美追求,在郁达夫文学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广义而言,中国传统文学,以及俄国文学、德国文学等西洋文学对郁达夫“自叙小说”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自传体笔记当溯于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传记文学。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肇始于《史记》,司马迁在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树碑立传时也有意无意地在非传记性散文中加入了一些表述自身境遇、曲折表白心迹的作品,如司马迁的《太史公后序》、《报任安书》。到“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六朝时期,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加之社会动荡、黑暗,文人表达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理想的自传体性质的散文逐渐多了起来。至唐代,传记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传和大量墓志铭上,这一时期自传文学继承了魏晋南北朝自传的惯性发展,仍以叙志抒怀的短篇作品为主,反映了文人的种种心态,王绩的《自撰墓志铭》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自嘲悠闲又无奈的心情。至宋代,自传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自传体传记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沿着这样的走向发展,到明末清初,伴随着小品文的繁荣,《浮生六记》这样典型的自传体传记便出现了。

西方自叙小说几乎与西方小说发展同步,作为西方小说源头的史诗《奥德修纪》,小说主体部分奥德修斯海上漂流历险经过是由他自己以人称倒叙的。从此,西方自叙小说不断发展。像《大卫·科波菲尔》、《麦田的守望者》都是具有一定自传性的自叙体小说。

日本文化作为中西文化的交融,更具典型性的“自叙小说”代表是出现于明治时代,繁荣于大正、昭和时代的“私小说”。“私小说”这个名称始于1920年前后。许多日本学者都曾试图给“私小说”下个明确的定义,但由于个人的文学观、小说观不尽相同,却始终没有找到一种能被人们公认的、明确的定义。“私小说”是风靡欧洲的自然主义在日本本土环境下的“变质”和归化,是日本近代兴起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往往是采用人称的叙述方式,取材于作者自身真实生活经验,描写那种近于和歌、俳句的心境,是一种作家自我真实表现的文学形式。一般来说,指以下两类小说,一是以家庭和文坛交友为素材、真实地再现作家个人私生活及其基本使命的“身边杂记小说”,二是彻底抛开日常现实生活素材,单纯描写关照人生时所浮现出来的某种心境的“心境小说”。私小说贯穿了明治、大正、昭和时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作,作家作品数量也很多,如田山花袋、德田秋声、葛西善藏、近松秋江等。

光绪二十二(896)年,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县城内一个破落乡绅的家庭。祖辈曾是香门第家庭,到父辈家道中落。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忙于生计,两个哥哥又与他的年龄相差较大,郁达夫的童年是在孤独少爱的环境中度过,儿时的他就表现出少言寡语,非常文静,感情比较细腻、敏感。

17岁时,郁达夫赴日本留学。“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最富于感受的时期,他们在日本,不难想象,这种生活的体验给了他们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感觉以深刻的而影响。” [1]一个异国漂泊者在异国他乡度过,缺少熟悉的乡音,缺少熟悉的朋友,没有关爱他的家人,这些都导致郁达夫敏感的性格变得更加极端。

“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也虽不愿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这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 [2]日本经历影响了郁达夫的人生活选择和发展。从十几岁东赴日本,直到生命的终点,郁达夫的人生就和日本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郁达夫在留学日本之前就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典籍,尤其擅长写古体诗,他的骨子里具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情怀,而留学日本让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从他正式发表作品开始走上文坛,他的作品中就混杂了中西方的因子。与郁达夫相同,他们那一代人共性地承受着救国救民的压力、东亚病夫的屈辱、生存与现实的冲突,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效法日本,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的西方文化。以创造社作家为主体的“五四”“自叙小说”作家大多留学日本,接受日本近代文明的教育,也接受了日本私小说的创作理念。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心理需求下,日本私小说契合了郁达夫的精神需求和内心渴望,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尝试模仿日本私小说进行创作,回国后继续以这样的形式创作了一系列“自叙小说”,因此,郁达夫“自叙小说”和日本私小说不可否认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1)浓厚的自叙传色彩

无论是日本私小说还是郁达夫的“自叙小说”,“自我”既是作品的核心,也是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对日本私小说来说,“自叙”是其最显著的特征。《棉被》中的竹中时雄就是田山花袋本人的模型,芳子的模型是花袋的弟子冈田美知代。日本私小说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一味在内心深处拒绝孤独和伤感,抒发来自于家庭贫困、疾病和恋爱的烦恼和感伤了。作家葛西善藏一生困苦、历经坎坷,这样的生活经历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深刻地体现,比如其处女作《可怜的父亲》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他远离妻儿,流落在阴暗潮湿而且周围都是病人的郊区公寓里,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此外,葛西善藏以自己孤独和贫困的生活为题材还写了十几篇私小说,以至于全部作品连缀起来,几乎就是他本人的一部自传。

久米正雄在《文艺讲座》中说:“‘私小说’可以成为‘自叙’小说。……就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艺术的更高价值就在于‘再现’各人所走过的自己的生活道路。” [3]这种自叙传倾向也是郁达夫一贯坚持的。他写于1927年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也这样说道:“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4]郁达夫在留日期间,模仿日本私小说的形式创作了大量的自叙体小说,他的自叙小说汲取了日本私小说主人公就等于作者本人这种叙事模式,在作品中将人物与作家合二为一,作者刻画出自己灵魂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在作品人物身上,使得主人公的心境被刻画的细腻深入。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无论是“我”、“他”、“伊人”、“于质夫”、“文朴”,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窥见到他本人的影子。“他就利用主人公的口尽情抒发自己的痛苦和爱上,在内心苦闷的淋漓尽致的宣泄中获取艺术的快感”。[5]

2)细腻的自我暴露倾向

私小说作家不忌讳暴露个人生活中的丑陋现象,倾向于如实的“自我暴露”。把“事实”大胆地暴露出来,如实表现自己当时的“心境”,并以此获得精神的救赎或解脱,一直被认为是日本私小说的更高境界。被认为是日本私小说开山鼻祖的田山花袋主张“露骨的描写”,“一切必须露骨,一切必须真实,一切必须自然”,描写“要大胆而又大胆,露骨而又露骨,甚至让读者感到颤栗。” [6] “露骨”,意思是毫无粉饰,按原本如实地描写,即否定了小说应有的虚构性,而重视自我告白、经验告白。继1904年发表《露骨的描写》这一理论之文,田山花戴于1907年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创作了以自身生活为范本的小说《棉被》,如实地描写了自己的畸形爱欲、厌倦妻子及为占有女弟子而采取卑鄙手段的丑陋心理,表现了主人公作为男人的心灵深处的性苦闷。

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正是日本私小说方兴未艾之时,加上郁达夫本人的个性与气质,他曾模仿私小说特有的“自我暴露”写作方法。郁达夫的自叙小说在对苦闷人生的书写中透露出的是“自我”复杂、微妙以及卑陋、委琐的心境心态,也不回避对于性的赤裸裸的描写。他们抒写的已“不是哲学家的那抽象的‘自我’,也不是心理学家的那综合的‘自我’,这乃是有血肉、有悲欢、有生灭的现实的‘自我’,一个赤裸裸的自我。”[7]郁达夫的《沉沦》、《茑萝集》等都是这类题材的“自叙小说”。《沉沦》的主人公常在被子里“犯罪”,之后又身自痛悔,然而不久依然克制不住地重犯;《茫茫夜》中主人公见到同性友人时,“觉得他的一腔不可发泄的热情,得了一个可以灌注的目标”,对它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如此大胆、赤裸裸的病态或变态的性心理的表露,固然刻绘着一个时代惊世骇俗的印记,也分明传达着那时的作家在私小说影响下意欲不避恶俗地宣泄自我的创作理念。

3)“形散神不散”的抒情式散文

情节在小说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日本私小说在结构上独具特色,从体裁上来讲,以表现自我心境为主,它不需要虚构惊险传奇的情节,也不需要架设巧妙周致的结构,只要把作者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就行了,因此日本私小说的结构似乎可以用“形散神不散”来概括,从表面上看,小说缺乏完整的故事情节或时间,各部分之间又那样跳跃不定,但它又总以主人公的情绪主线贯穿始终,这条情绪主线处于流动发展之中,并把各个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文章在追随主人公的心理变化,诉说自己的内心世界方面,采取了完全相似的形式,即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化结构方法,全文是为主线展开、延伸的,无具体的故事情节。

郁达夫的小说也是一种“有别于结构的情绪结构。” [8]具有“诗的散文,诗的小说”的特色。读郁达夫的自叙体小说,能明显地感受到故事前后不连贯,甚至有凌乱之嫌,他并不完全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平面描写,而是在客观事物上着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小说《沉沦》在结构上舍弃了传统小说注重故事情节的故事模式,突破时空限制,以人物的感情变化、情绪起伏为小说结构的主线。小说的高潮处,不是在外部矛盾冲突最激烈时,而是在人物内心矛盾冲突达到顶点时。虽然这是一部结构并不是非常严谨的散文式小说,但是“他”的想法所体现出来的多疑、抑郁却又抗争的性格为以后故事发展提供了足够的铺垫以及合理的解释。

4)富于感伤和忧郁情调的艺术风格

由于情节中的困苦、病痛的描写,日本私小说中都饱含浓厚的伤感情绪,如葛西善藏《悲哀的父亲》、《拖带孩子》和《湖畔手记》等一系列作品,都充满了感伤的抒情色彩。在小说《恶魔》中,葛西善藏借主人公之口抒发自己的情怀,“命运充满悲哀,灵魂充满寂寞,在那里有我们的艺术。我从不相信灵魂的平行,我的灵魂总在冲突、交错,然后陷入更深层的孤独。永远的孤独——这样就足够了。”文章冲淡平和,带着淡淡的忧郁情调,但持续的沉闷却迫使主人公在小说中寻求解脱。

与葛西善藏等日本私小说作家一样,郁达夫对人生悲剧也有着深刻的体验,“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 [9]他的小说《沉沦》《胃病》等作品,充满了“孤冷得可怜”的忧伤情调,《沉沦》《南迁》等小说的主人公都患有抑郁症,小说通过人物的内心战士和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渲染了浓厚的忧郁情调。

虽然,郁达夫刻意地对日本私小说进行模仿,处处体现了作家独特的审美意识与文学理念,但是正如日本评论家伊藤虎丸所说,“郁达夫这位作家,怎样亲近西洋文学和日本文学,也还是一个中国现代作家”。[10]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1)真实性

虽然,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作家一样,十分注重小说创作的“真实”,但是相对于日本私小说家强调取材的真实,郁达夫更侧重于强调作家心境的真实表现,注重对艺术真实的追求。郁达夫曾明确主张,“我平常作小说,虽极不爱架空的做作,但我的事实Wahrheit之中,也有些虚构Dichturg在内,并不是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过去生活。读者若以读《五柳先生传》的心情,来读我的小说,那未免太过了。” [11]虽然情绪的真实、心境的真实也是郁达夫“自叙小说”中力求表现的真实,但表现真实与作者的艺术虚构二者并非完全对立的。所以,郁达夫“自叙小说”中的主人公敏感的神经在逆境中遭受矛盾的重创后,内心无法消解感伤情绪时会选择以死亡作为了结。《银灰色的死》的主人公倒毙街头,《沉沦》的主人公跳海自杀,这样的虚构有助于诠释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必然结局。

日本私小说过于强调生活的真实,因此在艺术虚构性方面表现先天不足。以葛西善藏的处女作《悲哀的父亲》为例,小说结尾对主人公在廉价公寓中咳血场面的描写的真实程度导致日本评论界对其虚构的结尾是否属于私小说存在争议。而郁达夫“自叙小说”对艺术虚构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故在表现形式上,为了追求艺术的真实,他摒弃了私小说繁重琐碎的细节描写,舍弃了冗长、繁琐的文字,代之以清新流丽的抒情的笔调。可以说,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对艺术真实的执著追求,从一个侧面实现了对日本私小说的艺术跨越。

2)社会性

伊藤整在《小说的方法》一书中指出,私小说作家是“实际生活的失败者”,是由现实世界逃往文学世界的“逃亡奴隶”。日本私小说作家的创作只是将自己封闭在个人小天地里的浅吟低唱,照写作家个人的身边琐事。私小说中的“我”,仅是作者个性的复制,他们有意识地回避现实矛盾、脱离社会生活。无论是暴露性欲苦闷的《棉被》,还是抒发颓废心境的《田园的忧郁》,以至于诉说生活窘迫的《带着孩子》,都是自我的、内向的、狭隘的私生活的记录,他们只是醉心于如何暴露自己、表现自己,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完全隔绝,作者并不对社会负任何责任。

而郁达夫“自叙小说”虽然借用了私小说这一形式袒露自我,但内心怀有忧国忧民的苦闷,具有鲜明的社会价值。郁达夫说过:“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的阶级生活。” [12]郁达夫在深处异国的社会环境感应和弱国贫弱的政治环境感应,感受到的是对自己、对祖国的双重失望,这显然要比日本私小说的主体“我”的感受更加痛切,也更加深刻。因此,在创作“自叙小说”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了“私小说”的轨道,把人物“一己”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郁达夫的“自叙小说”既是抒情小说,又是问题小说,郁达夫在作品中鲜明地表达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和《微雪的早晨》,这些作品有着对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郁达夫“自叙小说”某种程度上已然是“政治风云与生理苦闷的勉强混合” [13]

从这个意义上讲,郁达夫的“自叙小说”在社会性上发展了日本私小说,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基于郁达夫“自叙小说”和日本私小说的一致性,我们应该承认郁达夫“自叙小说”对日本私小说的借鉴有着重要的关系。这样的借鉴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大背景下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和寻求自我解脱的方式。郭沫若说“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近代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架起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沟通的桥梁。

 

【注释】

[1]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90页。

[2] 钟叔河编,《日本管窥》,周作人文类汇编第七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98页。

[3]久米正雄,《文艺讲座》,转引自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0页。

[4]郁达夫,《郁达夫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475页。

[5]王富仁,《陈翔鹤·感伤小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序言》第3页。

[6]田山花袋,《露骨的描写》,日本:筑摩书房,1965年,第163页。

[7]郑伯奇,《国民文学论》,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0页。

[8]辛宪锡,《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261页。

[9]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七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10]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主编,《郁达夫资料》,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9年,第38页。

[11]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五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12]郁达夫,《达夫自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5页。

[13]许子东,《郁达夫新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86页。

 

 

【参考文献】

[1]中村武罗夫,《心境小说与正规小说》,[J]东京角川书店,1972年版。

[2]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

[3][]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郁达夫,《郁达夫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田山花袋,《露骨的描写》[M],日本:筑摩书房,1965年版。

[6]郁达夫,《五六年创作生活回顾》[A],见:《郁达夫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7]佐藤春夫著、吴树文等译,《田园的忧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月版。

[8]周作人,《沉沦》,载《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1922316日。

[9]小田岳夫著:《郁达夫传——他的诗与爱与日本》,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0]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11]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