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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推普风波看跨文化传播背景下不同方言区域文化的自我认同——以粤语区及客家方言区对比为例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1-20 13:21:47 阅读: 43 次

摘要:推广普通话是一项不简单的工作,中国地域辽阔,各省份之间文化差异不亚于欧洲,用方言几乎不能对话,推普对于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凝聚都是必要的工作。这其中涉及到许多有意思的跨文化传播的过程。然而在强势文化地和弱势文化地这种传播过程有很大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其中折射出不同方言区域文化的自我认同问题。由此就延伸出推普和保护当地文化的矛盾及如何共生共荣。

关键词:推普  方言  跨文化  传播  

121日召开的广东省政府第十一届82次常务会议通过,代省长朱小丹签署第165号省政府令《广东省通用语言文字规定》(下称《规定》)将于明年3月起开始实施。《规定》称,广东省内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网络音、视频节目将以普通话作为采访、主持的基本用语。使用方言播音的,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者省广播电视电影部门批准。

1.现象

广东省作为一个可以在本省广播电视中使用方言的省份,一直都对本地方言以及粤文化充满热爱和自我认同,因此,在三番五次的推普政策实行中,在广东广州、深圳等地会出现“保护粤语”运动,轰轰烈烈,声势浩大。

再反观江西省安远县,此地属于典型的客家方言区,可方言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单纯的和本地人交流的工具,甚至很多人连自己说的是哪种方言都不知道,更无从谈起文化。对于的政策,民众们都能无条件接受。

广州市是全国一线城市,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本地人以及一般公共场所皆用粤语普通话双语沟通,且粤语优先。粤语文艺作品也同样繁荣昌盛,有香港文化的强劲辐射,各种粤语流行歌曲、粤语书籍、粤剧艺术等很好地延续了粤语以及粤文化的生命力;而且本地人才济济,不需要去外地打拼也可以展露才华,于是就有了自产自销的过程,形成粤语文化圈内部良好的自循环。

同时,本地人的普通话学习状况相比其他地区却要落后许多,大多数广东人都无法正确分清卷舌音与平舌音,并且具有尾音拉长,音调改变等特点。也就是俗称的“港腔”。而且他们也并没有要学好普通话的强烈意识。甚至有所排斥。普通话推广遇到严重阻力,在城市周边乡镇的中下阶层民众里不会说普通话的也大有人在。

安远县位处江西省南部,属于山区,交通不便,较为闭塞。从古至今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流的地区。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人才外流严重。方言交流只在民间作为一种便利的沟通工具使用。远远未提升到文化层面,以客家话创作的大众歌曲文艺作品等少之又少,只是近年来政府推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才塑造了一下所谓的客家文化品牌诸如“东江源”、“采茶戏”等等,但这只是政治经济操控下的“客家文化”,与原本的客家文化相去甚远。本地居民甚至不知道客家文化的存在。这种现象在同为客家文化区的广东省梅县可能会好一些,但同样不容乐观。

说到学习普通话,作为一个身处偏远山区的小县城,这里无论妇孺老幼,不管受教育程度如何,居然都能讲一定程度的普通话;在学生中普通话的普及率甚至是百分之百,并且较少出现带有方言腔的现象,因此也没有什么“客家腔”的说法,顶多会被说有南方口音,但具体也分不清是什么口音。在年轻一代中,还出现了“无方言”的现象,也就是说普通话就是他们的母语。许多学生之间日常交流也使用普通话,在这里,讲普通话和穿一身一样,成了时髦的象征,前卫的父母都只教给孩子普通话,尽量不说方言。本地人会因为你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认为你是外地发达地区过来的,从而对你另眼相待。下级乡村里进县城上学的孩子,在入学之初,为了不被同学笑话,除了给自己购置新衣,修饰外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掩饰自己的“土气”乡音(这个地带由于丘陵众多,交通不便,哪怕一个县内,不同乡镇的方言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这种时候,说普通话自然是个上佳的选择,不仅掩盖了自己的出身,还瞬间进入了同学之中走在时代的阵容。普通话推广自然也就十分顺利。

 

2..原因

广州经济繁荣,又向来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可谓是祖国的窗口,本地人自然会养成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说一句“我来自广州”也会掷地有声。这种经济上的优越感就催生了文化的优越感,进而养成了说粤语的自豪感,甚至是过分的自豪感。对于自己的家乡,有情感上的依恋是正常的,但对于广州市这样的城市而言,居住其中的本地人除了依恋,对自己家乡的自豪感也占了很大一部分,这种自豪感令他们产生了自给自足的心态,也不大愿意出省打拼。自然也就不需要说好普通话了。即便出去打拼,很多人考虑的地方也许是香港或者国外,广东以北的地区对他们来说似乎显得十分陌生。普通话的推广困难重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经济活跃的城市,其地方文化的建设也往往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由此又很自然地激活了人们爱家乡、恋方言的情结。这又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此一来,由地方经济和方言文化为底蕴而生成的方言的心理、情感和观念,对这语言选择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便是十分明显而且十分自然的了。于是,方言的使用便不再单单只是亲切、便利抑或归属感的事了,而是从此派生出了许多超方言的意味来,最典型的大概就是方言自豪感和大方言主义。因为广东所拥有的窗口地位、经济速度和风靡的港派歌曲,它被荣幸地贴上了舶来、富有和摩登的标签,进而形成了一个与普通话相抗衡的向心方言。它还曾大举北伐,一度成了歌迷和发烧友们崇拜与模仿的热点,不少青年因此还放弃普通话去追逐粤方言,有人甚至试图从理论上进一步证明“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客家方言区来说,本地几乎是文化沙漠,令人牵挂的只有那可亲的乡音和山山水水。只有情感上的羁绊,如果你稍微有些抱负,稍微有点想改变命运,你也会思量着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且客家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崇尚开拓的文化,男儿志在四方。自古都是如此。首先,本地人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缺失导致了他们的无根之感,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文化底蕴浸染的一群人。所以要好好学习普通话;第二,他们强烈地想要出去看看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也促使他们把普通话当成必备工具。

不能否认,恋方言情结谁都有一点,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三个公章不抵一个“老乡”的乡情,都离不了方言这条纽带。但在落后地区,因为其经济和文化的滞后,人们在进行异方言交际时往往有一种言语上的自惭意识;而且,这些方言的特异性很强、辐射区域很分散、很小,有的小到仅一个自然村中同时并存几种方言。用于交流,它们是极易造成言语障碍的。这种言语弱势所带来的生存的危机感和耻辱感,很能刺激这些方言区里的人们知耻而后勇,产生言语变革、寻求普通话文化的强烈愿望和驱动力。在这种愿望和动力面前,方言情结便显得十分的微不足道了。因而,他们学习普通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然要高于其他那些方言文化发达的地区。穷则思变啊!

3.影响及对策

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对强退普通话的政策有相对而言比较大的情绪反弹。保护本土文化意识甚强。甚至形成与北方文化分庭抗礼之势。在这样的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并不会太多地抑制本土文化的发展。某些“保护粤语”的活动不禁显得过于夸张了。

而更多被遗忘的偏远山区,弱势文化的所在,他们本地的文化可能还未被发现就已被以普通话为载体的主流文化所代替。造成一代代以普通话为母语的“无方言儿”,客家话已经一再得退化,不断地丢失原有的词音词形。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巨大损失。在这些地区,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于其本土文化的保护。比如组织学者修订客家方言词典、创作客家歌曲、文艺作品,在本地设立专门的客家方言频道等等。

作为汉语七大语系之一的客家话,居然沦落到如今的弱势地位,实在不是在一个民主繁荣的应该发生的,客家文化源自中原,堪称最纯正的汉文化的后继,其本身倡导勤劳开拓,追根念祖等等许多的精神内核也值得我们将其传承下去。

 

在这一点,台湾的作法也能给我们些启发;国民政府在台湾垦殖期间大力推行国语,打压本土土语、客家话等,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乃至八十年代末,台湾民主进程取得重大突破,与之相伴的,是“还我母语”等客家文化复兴运动,效果如何且不提,至少这种行动增进了本地人对自身的认同感,这样才更有利于融入主流文化。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推广普通话与弘扬本土文化并不矛盾,反而应是相辅相成的。推普是出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凝聚力的考量,而弘扬本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故乡的情感诉求,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使我们真正成为完整的人,人们有了归属感,才能健康地融入祖国大家庭。对于强势地方文化而言,不能因为对于本地文化的过分爱护而对出于国计民生考虑而制定的合理推普政策产生过大反弹。学好普通话毕竟是中国融入国际舞台的大势所趋;同时对于弱势的地方文化,也不能因为太想融入主流文化而漠视了祖先传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从而造成自己人格上的缺失,归属感的缺失。这对一个个体来说看似无所谓,但对于整个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延续来说,损失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4.参考文献:

[1]  周一农,《方言文化与“推普”效益》,浙江社会科学, 1999年第2期。

[2]  刘焕云,《21世纪台湾多元化政策与客家文化之发展》,中山大学学报,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