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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命名的时代文化特色——以人名为例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1-20 14:02:46 阅读: 38 次

摘要:本文主要以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为轴,对中国历史中几个典型时代的人名作一简要分析,找出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契合之处,并说明人名的取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提现了其对宗教信仰、宗法崇拜以及政治意义的寄托。由此反映出文化和政治对人名命名的影响,以及汉语命名的文化特色。

关键词:人名;命名;宗教信仰;宗法思想;政治制度;政治用意

1 引言

名字是一个人或一个事物区别于他人他物的外在符号。孔子曰:“命者,名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尽管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只有贵族才会有名字,但平民百姓还是会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指称自己和他人。文化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生活样式……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既然文化是一种行为指南,那么它会从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其中就包括了一项很基本的生活内容:起名字。名字包含着人们对其所命名的事物的种种感情。人们用命名的方式,表达了深层的民族心理积淀和民族文化特色。本文主要从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政治制度两方面出发,选取中国历史中几个典型时代的人名为例作一分析,找出它们和当时社会文化的契合之处。由此反映出文化和政治对人名取用的影响,以及人名命名的文化特色。

2 宗教信仰及宗法崇拜的影响

宗教信仰和宗法崇拜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可谓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力。人们的命名习惯、方式、用字等都会表现出其信仰的倾向性,而在中国历史中那些盛行某种宗教信仰的时代里,这就更加明显了。

西汉时期,尤其是武昭宣三朝,对于生命永恒的追求,使得以“寿”“延年”“千秋”等字眼为名的人大量出现。如“陈寿”“许延寿”“韩千秋”等。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的人名,很多都带有儒家的文化色彩。到了东汉、三国时期,尊儒读经的社会传统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很多反映儒家思想的字,如“孝、德、仁、文”等出现频率极高。魏晋时期,老庄玄学风行于世,许多体现其思想的词也就用于人名中,如郭象字子玄,文学家左思字太冲等。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佛教崇奉,因而不少人以“佛、僧、法、智”等入名,甚至在南齐也有很多皇室成员以佛语为名。唐代皇帝姓李,为提高宗族地位,大张旗鼓地倡导道家思想,确定三教的地位次序为:道,儒第二,佛第三。由此很多人开始以道家语作为名字,如苏味玄、裴守真,以及诗人贺知章字季真。但是有唐一代,还是儒家的实际作用更大,所以在人名用字取义上,儒家思想还是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如薛仁贵、李义府等。而且唐人还喜欢直接用经文或概括经义为名。如李敬业(出自《礼记·学记》)、韦待价(出自《论语·子罕》)等。在唐代之后,此依然是文人雅士取名的主流特色。宋代时期,“老、叟、翁”等字被大量用于人名,明清时代的“斋、庵、轩、楼”等建筑物名进入人名用字,其深层的心理原因还是儒家文化中对先贤的敬仰,对名人雅士风采的羡慕,这跟历朝历代对儒家文化的提倡分不开。自汉武帝罢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在很多朝代中都被追封,如东汉和帝是被封为褒尊侯,唐太宗时尊为先圣。

在中国其他朝代时期中,有不同信仰的人在取名时,也同样会将信仰融入其中。如近代近代作家苏曼殊,他为自己取的笔名印禅,就带有佛教色彩。可见当人受到宗教宗法或文化的影响时,起名字的取用更改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从一定角度体现着信仰影响和文化特色。

3 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姓名服务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政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对人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上层统治者甚至会强行干预下层人名的取用,君王更是有权用“赐名”方式对朝臣百姓的名字进行更改,并以此视为对其的恩宠。在有些时期,统治者还会用“名禁”这样的行政手段干预百姓的取名自由。如先秦时代,人们多为单名,如“孔丘、韩非、李耳”等。汉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单名易于跟人混淆的麻烦开始出现,加上双名更易表达起名者的意愿,双名就越来越多了。而到东汉末年王莽掌握政权,这种取双名的趋势就被横加阻止了。王莽引用《春秋公羊传》中的“讥二名”之论,颁布法令禁止双名。他甚至把自己孙子的名字从“王会宗”改为“王宗”。这就是政权对人名取用的典型干预。历朝历代,尽管没有如此大张旗鼓地干涉人名的取用,然而,每一个朝代中的皇帝为臣属改姓、取名的例子不一而足。例如郑成功被南明隆武帝赐姓朱,成为“国姓爷”。然而明亡于清之后,姓朱不再被人羡慕,反而可能有了性命之虞。于是,很多朱姓人都改了自己的姓。到康熙年间,皇帝为表现自己政治开明,争取民心,遂下诏赐朱姓还原。

解放初期,广大人民翻身做主之后,取用姓名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资料显示,建国后17年,人名常用字的前六位是:“华、英、玉、明、秀、国”,具体表现在姓名上,如出现了很多以“建国”、“解放”等词语作为名字的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名常用字的前六位则为:“红、华、军、文、英、明”。其中有关“红”字的取名就很具有典型性,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政权视红军为眼中钉,拼死围剿,“红”字的人名使用频率仅为0.136%。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红色变成了对党对对毛主席忠心的更好表达,于是“红”字的人名使用频率增长了近20倍,达到2.151%,跃居为中国人名用字的首位。可见,政治制度的变化和政权的变更,会导致社会风气、文化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人名的取用,充分说明了政治制度的改变对一个时代人名有着潜在影响。

另一方面,细数历代有名朝政要人名字的取改,也无不暗藏用名之人的政治意识和朝野之心。以周代君王为先将政治意识取用于姓名后,含有政治用意的名字便频繁出现于往后的各朝各代。例如西汉末年王莽为政,民间怨恨不满便传开“刘秀发兵捕不道”的传言,意指“刘秀将当天子”。此时国师刘歆自改名为秀,暴露了其不臣之举的政治野心。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总之,政治制度和政权对人名取用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使人名承载着浓浓的政治寓意和鲜明的政治印记。

4 总结

综上所述,无论在中国哪个朝代,都会有深受宗教信仰和宗法思想影响的名字被使用,同样政治制度和政治因素也影响着很多名字的取改。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现象都说明了名字作为一个人的象征符号,不仅有着丰富的含义,也寄托了个人的祈愿、信仰和用意,更是提现了整个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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