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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夔州交游诗看杜甫晚年心迹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1-20 14:15:08 阅读: 44 次

摘要:杜甫在夔州共居住了一年零九个多月,却写出了430多首诗,约占现存杜诗的30%。考察夔州时期成为杜甫创作的高峰期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杜甫社交生活的广泛与频繁。交游不仅为杜甫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诗料,更动态影响着杜甫的现实生活与暮年心迹。表现为英雄迟暮而“致君尧舜”之心至老不灭;儒家政治理想的破灭与皈依宗教的尝试;怀旧情绪的空前放大;乡关之思与故园情结;亦包括作为“情圣”的杜甫表现出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杜甫  夔州时期  交游  晚年心迹

 

杜甫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暮春从云安行船移居至夔州,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出峡东下至江陵府,在此地共居住了一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但却总共写出了430多首诗,约占现存杜诗的30%,可见杜甫的交游高峰期与创作高峰期是高度一致的。夔州时期无可争辩的成为杜甫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之一,亦是其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期(次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起到《同谷七歌》为止)[][1]。考察夔州时期成为杜甫创作高峰期的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其社交生活的广泛与频繁,交游不仅为其创作提供重要的诗料,更动态影响着杜甫的暮年心境。

   杜甫一生交游广泛,据吴汝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统计[][2],杜甫一生总共交游412人,共有747首赠出诗,占杜诗总数一半左右。夔州时期是杜甫交游的高潮期,据仇兆鳌《杜诗详注》[  ][3]提供证据,其在夔州期间交往的人物至少有103人,约占其一生交游人数的四分之一。移居夔州时杜甫已年届五十五,距离他去世的年纪五十九岁(大历五年)相差四年。五十五岁在现代属于人到中年的阶段,而这个年纪在唐代约略接近平均寿命,属于晚年。据张国刚教授的研究,得出唐代人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9.3[][4]。举杜诗为证,杜甫四十八岁时所作《赠卫八处士》中有一句“访旧半为鬼”,意即亲朋好友平均在这个年纪已多半去世。对于五十五岁的杜甫而言,此时的心境已完全进入暮年。

   一、英雄迟暮而“致君尧舜”之情至老不灭

    杜甫“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也”(《进雕赋表》),而且世代“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先祖杜恕、杜预以及祖父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是一种家族文化基因式的影响,他一生也为延续这一传统而努力。这在其旅食京华时期表现的最为明显,而成其千秋“杜工部”之名的事件发生在成都严武幕。自严武卒、蜀中乱,杜甫于永泰元年结束了幕僚生活,大历元年春寓居夔州。夔州期间的杜甫,诚如浦起龙之言:“叹老嗟悲之意轻,主忧臣辱之四切。在江湖而忧魏阙,所谓每饭不忘者。”[][5]当时的时局是藩镇擅权、边疆紧急,大唐国祚命在弦上,杜甫徒有“检校工部员外郎”之名,而报国无门、救时无力。从交游角度考察杜甫在夔州期间致君尧舜之情的流露,主要是在赠别诗、寄赠酬答诗中对友人兼抒忧国之怀,并勉励尚在职中的友人和年轻后辈积极入世、忠君报国。《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写杜甫送别杨殿中监入蜀往见杜鸿渐,在夸赞的同时也提醒他“干戈未甚息,纲纪正所持”,勉励其恪尽职守、体恤黎庶。在《送十五弟侍御使蜀》杜甫对这位从弟寄以厚望:“归朝多便道,搏击望秋天”。《别崔潩因寄薛据孟云卿》写从弟崔潩将赴湖南幕职,“夙夜听忧主,飞腾急济时”一句渴望其兼济天下,他朝必能飞黄腾达。在《奉送王信州崟北归》杜甫“处处夹入自己,萦拂生情”[][6],虽望其北归后“九重思谏诤,八极念怀柔”,实则兼抒己怀,欲在迟暮之年匡扶中兴,这一点在杜甫的交游诗中是基本统一的。杜甫“身处江湖而心在魏阙”,始终一饭未尝忘君恩,终可谓“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二、栖身出处之间——儒家政治理想的幻灭与皈依宗教的尝试

玄宗在位中后期出现的一些列社会乱象逐渐消磨着杜甫的政治理想:玄宗昏聩,耽溺杨妃,淫靡;李林甫、杨国忠等小人奸相相继当路,致使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渔阳鼙鼓,安史之乱,两京陷落,国已不国;乱开边衅,回纥、吐蕃一再乱华;藩镇擅权,国柄旁落,天下兵马之事不绝如缕。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盛世接近儒家政治理想中的治世,但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与儒家政治理想的再次破灭。出于对时局的失望与理想的破灭,杜甫对自己坚持了一生的信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与动摇。从交游角度考察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交游诗中持续透露出的对时局的评价上。如《奉酬学十二丈判官见赠》写到“龙蛇尚格斗,洒血暗郊埛”、《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中的“赤眉犹世乱,青眼只途穷”、还有《郑典设自施州归》“时虽属丧乱”等等。理想的幻灭加上久滞夔州造成了杜甫心灵的苦闷与郁结,心中郁结总需要抒发、排遣,于是杜甫开始了皈依宗教的尝试,主要是道教和佛教。先看道教,《寄薛三郎中据》中写道“人生无贤愚,双摇若埃尘。自非得神仙,谁免危其身?”《览镜呈柏中丞》有“起晚堪从事,行迟更学仙”之句;再看佛教,《大觉高僧兰若》和《谒真谛寺禅师》直接写佛教人士大觉高僧、真谛寺禅师的交游;《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则详细记述了自己与佛教的渊源。此外,杜甫还与一些隐士如覃山人、惠二等人有交游。从这些与友人交往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夔州期间杜甫与宗教人士进行了较为频繁的接触特别是进行了主动地接触,考其原因,从主观上看,一是由于儒家政治理想的破灭造成了内心的郁结与苦闷,二是由于人到暮年,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宗教思想;三是早年变有与佛教道教接触的经历。从客观上看,一是由于唐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背景,诗人容易接触到各种宗教的思想;二是友人中本就有宗教人士。但是,对于杜甫而言,皈依宗教至终止限于一种尝试,他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纾解内心苦闷的手段,并不是真正从内心达到对佛教或者道教思想共鸣与体认的高度,杜甫所体认的世界观最终还是儒家的理想,游离出处之间,最终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语)。

   三、怀旧情绪的空前放大

杜甫夔州诗几乎浸润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园、故人、故事的怀念感伤之意。这种怀旧的情绪在夔州诗中主要表现为三类,一类是怀古诗,游览名胜古迹、凭吊夔地先贤,如《咏怀古迹五首》《武侯庙》《谒先主庙》。第二类是伤悼诗,包括伤己和悼人两种,前者回忆和总结自己的一生,具有自传性质,如《昔游》《壮游》;后者回忆、悼念去世的故交旧友以及当时的社会名流,如《八哀诗》《存殁口号二首》。第三类是具有“史诗”特征的怀旧诗,回忆开元盛世等社会历史画面,如《往在》《秋兴八首》。从交游角度考察夔州时期杜甫怀旧情绪的空前放大,主要关注的是伤悼诗。杜甫在夔州之所以创作了大量的伤悼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从客观上看,到夔州时杜甫已经五十五岁,已经接近了唐朝人的平均年龄59.3岁,这时很多故交旧友都已经去世,如挚友郑虔于广德二年逝于台州司户参军任上,杜甫夔州诗中有三首是伤悼郑虔的,包括《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存殁口号二首(其二)》与《九日五首(其二)》。此外部分故交与杜甫是忘年交,年纪都比他大,《壮游》中“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之句可证。再来看主观原因,人到暮年之时,阅历愈加深厚,世事人事也逐渐洞明,一个人的一生进入了总结自我的阶段,通过回忆、怀旧的形式来回观自己的一生,夔州时期正是杜甫自我总结的时期,所以出现了诸如《昔游》《壮游》等具有自传性质的怀旧诗。此外,从心理学角度看,怀旧情绪促使人们去寻找心理掩体,上文提到,由于杜甫政治理想的破灭和英雄迟暮之感的增强,使其时常感受到心灵的苦闷与压抑,与尝试接触宗教一样,杜甫通过怀旧这个方法来排遣内心之郁结。

   四、乡关之思与故园情结

杜甫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弃官,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其一)》)的羁旅生活。他先后客居秦州、成都、梓州、阆州、云安等地,在大历元年春寓居夔州,一年零九个多月后出峡东游,又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潭州、衡州等地,最后在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殁于潭岳途中。在这个本该尽享天伦的年纪,杜甫却至死都处于羁旅漂泊之中,始终没能回归故园终其天年,其晚景之凄凉令人扼腕。杜甫流寓夔州期间,流露乡关之思的诗作不胜其数,其中《秋兴八首(其六)》中“孤舟一系故园心”一句深情缱绻道出了杜甫暮年的乡关之思与故园情结,亦可总括杜甫暮年这一心迹。从交游角度看,几乎所有交游诗中都不同程度的融入诗人的这一感受,或直抒,或曲笔,或伤羁旅,或叹衰年,或怀亲友,或忆往在,之中共同传达的都是杜甫胸中一片赤诚的“故园之心”,那种渴望回归故乡与亲友团聚、并过上安定生活的巨大情怀已经无法遏制与收敛,尽情释放在字里行间。《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写清明将至而自己不能回洛阳老家扫墓祭祖,又叹体衰多病,为此耿耿于怀;《又示两儿》自恨归乡无望,兼怀远在长葛、江州的弟妹;《元日示宗武》“处处逢正月,迢迢滞远方”一句抒发了常年客居之愁绪;《寄韦有夏郎中》感叹自己百病缠身,而峡中药物匮乏,遂偶思归北方之意。在寄赠于舍弟杜观的多首诗作中更将这一情绪表露无遗,《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诗末道“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说明杜甫有重返皇都之意,浦起龙曰:“大旨谓身将就南,心终恋北也” 

   五、“情圣”杜甫的人文关怀

梁启超1922 为诗学研究会作了《情圣杜甫》的演讲,他将杜甫奉为“情圣”。杜甫是个高情商之人,其“情圣”的雅称亦可以从其夔州交游中管窥蠡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与朋友交而诚。杜甫一生知交众多的原因大抵在此。对于新知,杜甫坦诚相交,不假情矫饰,如孟氏兄弟和杜甫既是邻居也是忘年交,《九月一日过梦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写杜甫拄杖相访孟氏兄弟,《孟仓曹布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写孟氏兄弟携酒酱送予杜甫,可见邻里关系十分和谐。对于故交,杜甫任真直率,不忘旧情,他曾经写道“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在羁旅期间他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朋友的接济和帮扶,如严武、高适,夔州诗中各有两首诗追思二人。第二,与亲人交而真。这一点在夔州时期更加明显。夔州诗中,可以统计出杜甫的亲属(包括远亲)的至少有23人。这一时期杜甫与亲戚交往的增多,体现了杜甫暮年渴望早归故园,过上与亲人共享天伦的安定生活的愿望。杜甫看重手足之情,夔州期间他有六首诗提到杜观,提及杜丰和杜颍的各一首,此外还有两首诗提到从弟杜位,多首诗提到崔十六评事等其他族弟。第三,与底层人民交关系和谐。杜甫在夔州期间也与一些下层人民接触,如《信行远修水筒》写仆人形信行冒着酷热远修引泉水筒,杜甫体恤其辛劳干练,“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主仆融洽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于大历三年正月出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如转蓬一般,随时代、历史之风辗转漂泊于湖北、湖南一带,较夔州时期而言,杜甫在出峡之后的交游有所回落。大历五年,杜甫病逝于潭岳途中,结束了自己传奇般的一生。

 

参考文献:

[1] 朱东润. 杜甫叙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43.

[2] 吴汝煌. 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 []杜甫. []仇兆鳌注. 杜诗详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张国刚. 中庭史·第二卷[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8-49.

[5] []浦起龙. 读杜心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五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