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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墨子“兼爱”伦理观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1-21 10:07:34 阅读: 44 次

摘要:墨子“兼爱”伦理观在墨子学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兼爱”伦理观的阐述和分析,揭露“兼爱”伦理观在现实实施时所具有的阶级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兼爱,伦理观,局限性。

 

 

墨子“兼爱”伦理观在墨子学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以义为本,以利为引,以安民利生天下治为目的,以人之性如白纸“染”之可变为基础。它不是对儒家“亲亲”思想的简单反对,而是在认可其合情合理的基础上,对其的理性批判和发挥。“兼爱”并不是为了实现“利己”的目的而不得不爱利他人的一种手段,它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爱无差等的精神和原则。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和局限性。

一.墨子“兼爱”伦理观提出的社会背景

墨子生活的年代正是战国初期,大小诸侯纵横天下,百姓疾苦,民不聊生。墨子所处的社会阶层,使其关注于普通劳动者,关心平民百姓生活。墨子作为小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的代表,由此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天志”,“明鬼”十大主张,一生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使命。其中,“兼爱”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伦理思想也主要是通过“兼爱”思想得以展示和体现的。与儒学的“仁爱”思想不同,墨子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下层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以平民阶层的视角,从切身实践出发,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理想道德社会的宗旨,在不同领域提出了自己观点,并通过游学各国把其思想加以传播.为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何谓“兼爱”

所谓兼爱,就是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无差等的彼此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这就是兼爱,或者谓之兼相爱。墨子清晰的看到了“不相爱”的弊端,“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由于“不相爱”,故“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兼爱中》),以至于造成社会混乱。墨子认为一切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不相爱,或者说是别爱,而不是兼爱,所以,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事的仁人和以治天下为事的圣人,便应当将兼爱看成是最重要的德性。

在墨子看来,问题如此的简单明了,人与人,家与家和国与国之间,一切的矛盾和斗争,一切的伤害和战乱,都是源于人们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只爱自己的父母兄弟不爱别人的父母兄弟,只爱自己的国不爱别人的国。这里,墨子看到并且也不否定人们爱自己,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和爱自己的国;但是这都还不够,因为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爱,有所偏私,墨子称之为别爱,爱如果只停留在别爱的范围,便是有问题的,便应该反对。

墨子这种并不否认爱的存在而欲推之及于兼爱的思想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的,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民众是“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尚贤》)。墨子斥责那些“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的统治者,认为“富贵者”(《辞过》),才造成了“孤寡者冻馁”(《辞过》)。因而墨子才四处奔走疾呼,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下》)。并进一步认为,社会关系的合理原则,应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反对“不与其力而获其实”,对于此等人,应该“上得且罚之,众闻而非之”(《天志》)。

三. “兼爱”伦理观的局限性

其一,“ 兼爱” 的伦理观缺乏包括平民百姓在内的所有的社会成员的同情而成为一种理想主义之爱。立足“兼爱”思想,墨子强烈反对利益对立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而大力倡导互利互爱。墨学在秦汉以后逐渐失传而成为“绝学”,由此说明这种互利互爱在当时因无法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呼吁与同情而成为一种理想主义之爱,在阶级对立明显物质匮乏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显得过于理想化,平民百姓不可能与为政者互利互爱,而下层百姓之问的互利互爱也缺乏相应的物质经济基础。

其二,“兼爱” 的伦理观因忽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成为一种空想之爱,从“兼爱”的思想出发,墨子强调要“不辟亲疏”、“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公正平等地选用人才,主张“尚贤”,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 尚贤上),哪怕是“农与工肆之人”,处于当时社会低端的百姓,只要是“贤者、能者,就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而对于当政的“不肖者”则要“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 尚贤中》),废除不适宜治理的当政者。墨子根据“贤”来选任人才的主张把选用人才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的下层,代表了墨子当时所代表的小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要求平等的享有获得权力的自由,在当时具有打破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别界限、反对世袭特权制度的意义,其旨在倡导一种良性的人才任用机制,然而“墨子讲兼,亦未尝主张废除阶级;但是主张对不同的阶级,都同等的爱之”,这也就是说,墨子倡导“尚贤”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事实上墨子是把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相互对立的关系脱离开来,致使兼爱的思想成为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

其三,“兼爱”是一种原始的大同的平等观念,这种理想虽然是下层穷苦百姓的希望,但仅仅依赖代表平民百姓利益的墨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墨子将实现“兼爱”的理想寄希望于为政者的权威:“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之所非,必皆非之。” (《墨子·尚同上》)作为被统治者要服从并遵循统治者的主张与意愿,统治者说“ 是”,被统治者不能说“非”,统治者认为不能做的事,被统治者就不能做。但是,当时的专制的社会环境中,统治者是不可能实现“兼爱”主张的,那天下人一旦完全服从于天子,“兼爱”的主张又从何谈起,这存在一个悖论。

其四,“兼爱”作为一种类似宗教而非纯粹宗教性质的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墨子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宣扬“兼爱”的伦理欲求,因此才将“兼爱”这一伦理观诉诸于圣君明主的德政与义政,然后将这一美好愿望上升为“天志”并提出“明鬼”的概念,也就是借助君权神授、“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的传统思想,赋予 “兼爱”思想以更强烈的威慑性。但显然,墨子这样设置显然是一种奢望,社会现实决定当权者不可能实现“兼爱”,而墨子宣扬“天志”和“明鬼”的主张的本意并不在于宗教,而是利用上天和鬼神震慑当权者。这就使得墨子的“兼爱”之“爱”成为一种类似宗教而又非纯粹宗教性质的“爱”,无法如基督教之爱那样对人们产生无穷的吸引力。

四.结语

虽然墨子“ 兼爱” 的伦理观基于各种原因而难以完成墨子赋予其的历史使命,但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状态,百家争鸣的状态下,除了学术上的争辩外,实质上是不同阶级直接的争端,墨家作为平民阶层的代表,将其“兼爱”的思想建立在对于当时于被剥削压迫地位而又无以自保自存的独立小生产者的道德实践的基础之上,体现的是社会下层百姓的伦理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