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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质量指数”述评——一种研究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证方法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1-21 15:42:30 阅读: 43 次

摘要:文章把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概括为:(1)进行协商民主实践的空间狭小,(2)存在对公民能力和协商效果的普遍质疑,(3)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并分析指出,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研究,以此证明协商民主的优越性,消除人们的疑虑,进而扩宽进行协商民主实践的空间,是摆脱当前困境的一种比较有效的路径。文章还对介绍了一种用来研究协商民主实践的科学模型——商谈质量指数——并进行了简要评价。

关键词:基层协商民主、困境、出路、商谈质量指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我们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客观地说,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虽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在一些学者的推动下基层出现了一些近似于协商民主理想的制度创新;但必须认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面临的困境

我把我国当前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所面临的困境概括为三点。首先,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空间狭小,虽然出现了像浙江省温岭市的村庄民主恳谈会这样一些典型,但也仅仅是出现在我国基层的个别地方,并没有普及开来。其次,存在对我国基层公民能力与协商效果的普遍质疑。最后,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针对这些困难,可能有多种解决办法,如政府的主动推动,加强公民教育等。笔者认为,协商民主要想在中国获得发展当然离不开政府的努力和高质量的公民教育,但这是长期的工作。

在笔者看来,摆脱这一困境的一个快速、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进行协商民主实验、借助科学的研究手段来证明协商民主的效果、证明我国的基层公民有能力参与协商政治,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努力来拓宽实践协商民主的范围和领域。因此,需要做的就是寻找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在实行基层协商民主的地区进行试验,来提高当地的协商民主实践水平,在全国发挥样板的作用。

由于我国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有较浓的重理论研究而轻实证研究的倾向,因此导致我国计量政治学研究水平较低。然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就当前协商民主研究所迫切需要的科学研究手段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把眼光转向国外,从那里寻找可以借用的实证研究手段或模型。

近年来,西方协商民主研究也已经超越“理论表述”阶段而进入了“理论应用”阶段。出现了许多对协商民主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并设计出了一些比较合理、科学的研究模型。下面笔者简要介绍一下国外学者马克·斯廷伯根和尤戈·斯坦纳所设计的用来测量协商质量的“商谈质量指数(Discourse Quality Index 简称DQI)”,[ Steiner J, Bächtiger A, Spörndli M, Steenbergen M. Deliberative Politics in Action: Analyzing Parliamentary Discour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并进行简单的评价,希望能够对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研究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商谈质量指数”简述

DQI的理论基础是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他们强调,他们的研究目的并不是想捍卫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而是想考察有没有可能把协商作为一个变量来对待,在此基础上研究协商的前提条件和结果。进一步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以一种经验的方式来确定高质量的协商政治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和它对于政策结果的重要性。[ 同上,p5]

设计者对协商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协商进行了区分,他们指出,为了经验性地研究协商政治,理想的协商形式必须被看作一个连续线段的终点,而这个终点是永远达不到的。这样,经验的问题就只能是具体的政治辩论距理想的协商形式有多远的问题。[ 同上,p18]

(一)协商民主理想的确切内涵

DQI设计者首先对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模式进行了经验性把握,把这种模式分解为下列六个关键特征。

1、所有公民平等且不受限制地参与协商政治过程。任何有能力发言和行动的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商谈过程之外。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机会去进行质疑,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表达自己的态度、愿望和需要。

2、每个参与政治商谈的人都真实地表达他的观点。这个真实性标准意指所有参与者都对他们的真实偏好保持开放,并且在他们的真正意图上不去试图欺骗和误导别人。

3、参与各方要对各自的主张和要求进行合理的证成。也就是说,每个主张都应该被加以介绍和解释,并通过各方之间有序地交换信息和理由来批判性地加以评价。

4、各个论点的价值应该用共同利益的术语来表达。也就是说,参与者在论证自我利益时也考虑了他人的利益和整个共同体的利益。

5、参与者愿意真诚地聆听他人的论证并对他们予以真正的尊重。这个标准必然需要移情:站在他人立场上考虑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并且在考虑解决方案时也要顾及到他人的视角。商谈中的尊重具体表现在三个纬度上:尊重当下正在讨论的群体,尊重当下正在讨论的要求、尊重反对性论据。

6、所有参与者都应该愿意服从较好论证的力量,这意味着参与者的偏好不应该是固定的,而应该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标准被称作建设性政治。[ 同上,p19-24]

(二)建构“商谈质量指数”

 “商谈质量指数”的分析单位是言论(speech),即一个具体的人在一次辩论中的某个具体时间发表的公开话语。这样,整个商谈就被分解为若干较小的言论单位。接下来,再把每一次发言的言论分为相关的和不相关的两部分。相关的部分指的是包含着要求的言论,即关于应该或不应该把一个决定制定成什么样的提议。不相关的部分没有提出要求,它们可能是被用来澄清问题或者谈论与本次辩论不相关的事情。[ 同上,p55]

如果一次发言的言论包含着相关的部分,那么其中的要求就要被标记出来,并且要对这次发言的质量进行编码(code)。按照上文概括出的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原则,设计者一一对应地设计出了七组代码。没有包括进来的是真实性标准,设计者指出,不可能通过直接观察来判断一次发言行为是否真诚。[ 同上,p56]

1、参与

这个条目指的是发言者自由参与辩论的能力和资格。设计者在参与这一条目下区分出两种情况:

0)发言者发言被打断。这种情况得到代码0

1)正常的参与是可能的。这种情况得到代码1

2、证成的水平

这个条目指的是对于所提要求的正当性证明的水平。对于证明是否完备的判断依据的是发言者所做的推理。可区分为四种证成水平:

0)没有证成:发言者只是说X应该或不应该被做,但没有给出理由。

1)较差的证成:对于X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被做给出了一个理由Y,但是没有打通XY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推理是不完善的。这个代码也适用于仅仅用例子来支持一个结论时的情况。

2)合格的证成: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自己应该期望X会有助于或者阻碍Y。这样一次推理获得的代码是2。如果这一次发言还包含着其他的结论,但这些结论都是从不完善的推理中得出的,那么也只获得代码2

3)高水平的证成:至少给出了两个完善的正当性证明理由,这些理由或者是针对同一个要求或者是针对不同的要求。

3、证明理由的内容

这组代码针对的是相关要求是根据狭隘的群体利益提出的,还是根据共同利益提出的,或者兼而有之。我们列出的了四种情况:

0)关注群体利益的明确陈述:如果在发言中提到某个或多个群体或选区,就获得代码0

1)中立的陈述:发言中没有明确地提及选区/群体利益或者共同利益。

2a)以功利主义的术语明确地表达共同利益:发言明确地提及共同利益,而且用功利主义的术语构成,即提及“更大多数人的更大利益”。

2b)按照差别原则明确地表达共同利益:明确地提及共同利益,而且依据差别原则来表达,例如提及对社会最不利者有帮助。

4、尊重群体

这组代码有关是否尊重有可能通过具体的政策而获得帮助的群体。包含三种情况:

0)不尊重:如果言论中包含对群体的负面的评述,就得到这个代码。

1)中立:如果发言中既没有包含对群体明显负面的评述也没有明显正面的评述,就得到这个代码。

2)明确的尊重:如果发言中明确地包含对群体的正面评述,而不管是否包含负面评述,获得代码2

5、尊重他人的要求

这组代码关注发言者是否尊重他人的要求。代码设置基本与上组相同:

0)不尊重:如果言论中包含对他人要求的负面的评述,就得到这个代码。

1)中立:如果发言中既没有包含对他人要求明显负面的评述也没有明显正面的评述,就得到这个代码。

2)明确的尊重:如果发言中明确地包含对他人要求的正面评述,而不管是否包含负面评述,获得代码2

6、尊重反对性观点

只有在商谈中出现反对性观点,或者某位发言者预见并指出到此类观点时,才会涉及这组代码。具体有四种情况:

0)不理睬反对性观点:存在反对性观点,但发言者完全置之不理。

1)承认反对性观点的存在但对其进行弱化:当一位发言者承认反对性观点的存在,但是明确地对其或其中之一进行弱化并且没有进行正面评述时,得到代码1

2)中立地评述反对性观点:承认反对性观点的存在,但既没有进行明确地正面评述也没有明确地负面评述。

3)尊重反对性观点:反对性观点得到承认,并且至少其中之一得到明确的重视和尊重。即使也存在对其中一种或多种反对性观点的负面评述时,也获得代码3

7、建设性政治

这个指标关注共识的形成情况。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0)固守立场的政治:发言者固守他们的立场。没有做出努力去妥协、调和或建构共识。

1)替代性建议:发言者提出了一个并不适合当前议程而是属于另一个议程的调解性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此类建议实际上是与当前的辩论不相关的。

2)调解性建议:发言者提出了适合当前议程的调解性建议。[ 同上,p56-60]

通过这套指数,可以把真实的协商作为一个变量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比较。在横向上,通过比较不同制度下或具有不同程序的商谈的质量,寻找影响商谈质量高低的因素,从而对其加以改进。在纵向上,可以通过长期对一机构的协商进行观察、测量,检验协商是否会激化矛盾,是否可以促进公民能力的提高,是否能够加强决策的合法性,是否能够促进社会正义等。

(三)验证“商谈质量指数”的可靠性

2001年秋,这套指数的设计者斯廷伯根和斯坦纳对它进行了可靠性验证。他们对英国下院于1998227日进行的一场有关妇女事务的辩论各自进行了编码。两位编码者都从中鉴别出了56次相关的发言,即提出了要求的言论。然后各自根据每一次言论所涉及的各个指标给予编码,每位编码者共给出了504个代码,编码一致的共计461个,相符率高达91.5%。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可以证明这套指数是相当可靠的。[ 同上,p61-71]

接下来,作者又选择没有参与设计这套指数的两组人来进行试验。一组是通过学习很好地掌握了这套指数的原理和实施方法的试验者,另一组是没有进行事先训练的试验者。前一组的试验结果非常理想,既证明了这套指数的可靠性,也证明了通过学习和训练,编码者能够很好地掌握和实施这套指数。而另一组的试验结果则很糟,这从反面也证明了上述结论。[ 同上,p71-73]

“商谈质量指数”简评

笔者认为,这套指数具有这样一些优点:,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了真实性这个特征外,这七个指标基本上是与从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想中概括出来的特征相对应的。第二,它适用于可观察的现象。运用这套指数可以广泛地研究通过文字、录音或录像记录下来的商谈纪录。通过调整其中的一些指标和代码,基本上可以把它适用于各个层级和形式的商谈。第三,它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它的各个指标都很具体、明确,容易把握和操作。第四,它具有一般性。也就是说,它的测量结果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不会因人而异。熟练掌握这套指数的测量者会对同一次商谈得出大致相同的测量结果。

相信通过对我国的基层协商制度实践积极运用科学工具进行研究,一定有助于改进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和程序,加强人们对协商民主的直观认识和接受度,消除一些质疑,推动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期。

2、何包钢,“中国协商民主制度”[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第3期。

3Gutmann, Amy. Democratic Education [M]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PIII.

4、王洪树:“协商民主的缺陷和面临的践行困境”,《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5、何包钢、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6Steiner J, Bächtiger A, Spörndli M, Steenbergen M. Deliberative Politics in Action: Analyzing Parliamentary Discours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