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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之谈古代契约性文书一 ——读《汤誓》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1-22 12:43:45 阅读: 80 次

 

摘要:我国的契约文书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发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而文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在规范性的契约文书形成之前,总会有它的初始不规范状态。本文主要是对古代公文《汤誓》的一个浅显的评介。《汤誓》主要介绍了公文的规范体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需要下逐渐产生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相互之间的诚信度下降导致。

关键词:文书  古代文书  契约性文书  汤誓  

 

我国的契约文书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1]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2]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3]上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因此,我国的契约文书至少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并加以普遍运用了。

本文之所以会用到契约性文书这一词,主要是一方面由于文书的发展会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在规范性的契约文书形成之前,总会有它的初始不规范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有些文书其实并不一定是属于契约文书,但又具备了契约的性质或是一种在契约文体下的再创作。而笔者极其幸运的在中山大学档案学副教授陈方老师的课程中接触到这类文章,《汤誓》即为其中一篇。

一、《汤誓》——从誓词到盟誓。

《汤誓》是商汤讨伐夏桀的战前动员令。《史记·殷本纪》载:“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汤誓》,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誓词充分阐明讨伐夏桀的正义性,站在受害民众立场,伸张天道民心的共同性,很有鼓动性和说服力。后段提出赏罚原则,很能体现诗词的严明性和威慑力。从这里我们得知,这篇是誓师的誓文。正如《周礼·秋官司寇》所说:“誓,用之于军旅。”是处证实告诫将是之辞。通常为了师出有名,首先要声讨讨伐对象的罪行,在表示齐心协力参加战斗的决心。但它与后来的盟誓有本质的不同。它只是盟誓产生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当时人们之间的信任危机还不是很严重。所以当时的誓词一般都是对自己同一集团或同盟为了统一完成完成某一目的所作的,是为了壮大声威而不是因为彼此间的不信任。春秋时期,随着各诸侯与王室之间的诚信的日益匮乏,盟誓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了保证各自的利益不受损害,盟誓中加入了神谴和诅盟来加以约束和威胁。[4]这个时期盟誓发展到鼎盛时期,此时,不仅盟誓活动频繁,而且规模空前,其具体规制也相应完善并稳定下来,具有代表性。

二、《汤誓》——盟誓的契约属性。

不同于誓,盟誓的基本内涵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团体在神灵面前订约并发誓遵守的活动。“盟”、“誓”的内涵略有不同,“约信曰誓,涖牲曰盟。”“涖牲曰盟”,郑玄注为“用牲临而读其盟书。”[5]许慎的理解是“盟,杀牲献血,朱盘玉敦,以立牛耳。”[6]从这些记载和解释可以断定,“盟”是个人或团体遇到大事,在神灵前发誓遵守盟约,并杀牲献血为凭的活动。“誓”,许慎释为“约束”[7],段玉裁注为“凡自表不食言之辞皆曰誓,亦约束之意也。”[8]由此可知,“誓”是个人或团体为预防失信而以言辞共相约束之意,在这个过程中,不必杀牲献血。但春秋以来,这个区别就不明显,所以,人们常以“盟誓”连用。盟誓的作用,“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8]盟誓的誓辞,《左传》称之为“载书”,郑玄注云:“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9]载书其实就是双方签定的“契约”。

契约就是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体自愿地自我约束,通过协商而不是逼迫,达成兼顾性交易。不难看出,契约的基本特征是独立自由的个体之间的一种自愿合意的结合。如果说“誓”属于“口头契约”,倚重于神灵的心灵威慑的话,那么“盟”就是“文书契约”,更倚重于刑律的制裁,而盟誓具备两者的共性。春秋盟誓其实质就是当时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结约形式,《诗经·巧言》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据不完全统计,仅《左传》一书就有200余次盟誓的记载。出土文献中,山西侯马盟书与河南温县等春秋晚期盟书,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明。其中仅侯马盟誓遗址,盟书坑多达400余处,出土盟书简牍五千多件,可见当时社会盟誓活动十分频繁。盟誓的种类也很多,这些盟誓的共同特征就是意志自由的个体或团体之间的意思合致的结合,他们一起所宣读的盟誓载书就是一份经与盟各方协商以后的契约,仪式一经结束,与盟个人或团体之间就形成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关系不是建立于自由而是胁迫,诸如鲁国阳虎囚禁桓公与盟而释之等的强盟,大多会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因而也就没有多大约束能力。因此,孔子云“要我以盟,非义也。”[10]符合一般契约意思合致的订立条件。

而盟誓的整个过程,其本质与契约签定的过程没有多少差别。凡是重大的契约的签定,都要进行一番准备工作,签约的仪式其实就是一个过程,而真正的内容早在签约之前已经决定。“征会与定期”即签约的初步约定,“商讨盟辞”,即是“要约”与“承诺”的过程,是盟誓的核心内容。“盟誓进程”即是既定方针的公开宣示,是公开载书的过程的程式;“善后工作”也即为巩固载书内容的延续活动。由此可见,盟誓进程固然重要,商讨载书的内容却是关键,因此事前必须协商议好。值得一提的是,有的盟约还要交换人质,以防背盟,这一方面反映盟誓之制变质、衰落,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盟誓向契约发展演变的具体步骤的体现,是从文书契约到要物契约的一种过渡。

三、《汤誓》——盟誓载书的规格

盟誓载书的内容通常有三个部分构成。其中部分是“序”,陈述本盟誓举行的时间、参盟人以及事情的原委。第二部分是“盟约内容”,即宣誓将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等具体的契约内容。第三部分是“自我诅咒”,呼唤神灵,请求对自己誓言的执行状况进行监督。[11]载书的载体也很讲究:首先,据侯马所出土的文物判断,盟辞的载体即盟誓载书,写在石片或玉片上。这些载体,没有具体规制的要求,这类石片,大者长30余厘米,厚近1厘米;小者长18厘米,宽近2厘米,厚仅0. 2厘米。还发现有一些其薄如纸的石片。玉片的形状以圭形和璜形为主,比较小,大小多不过拳掌。其次,书写盟辞的工具多为毛笔,字迹多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先秦盟誓档案可能并不全部符合上述形制,但应该多与此类似。[12]再次,载书中有与盟者的姓名,盟誓具体日期。如“宗盟类”一条所载“十又一月甲寅朏,乙丑敢用一元×告于丕显晋公。”[13]可见,盟誓越来越向规范的方向发展,其作为一种公文体式,代表了公文的发展态势。

综上可以看出,《汤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算是一种契约性文书了,而且在内容、格式以及像这种盟誓的举办过程上都是具有了一定的规范性和标准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文的内容和形式是不断趋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像《汤誓》这种原始性的契约文书在文书的规范化发展史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周去非{岭外一代答}10《蛮俗门·大契》.

[2]  《马可波罗行记》第2190章《金齿州》.

[3]  袁枚《子不语》卷21《割竹签》.

[4]  吴承学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5月新1.

[5]  孔颖达:《礼记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1266.

[6]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 1963年,第14252.

[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第92.

[8]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2170.

[9][10]  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8811881198018211814.

[11]  吕静:《中国古代盟誓功能性原理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第84.

[12][13]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6年,第402-45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