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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阈中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成因与应对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1-22 13:09:09 阅读: 46 次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在部分地区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主动预防、及时化解和妥善处理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政府在内的各级公共管理机构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在群体性事件中,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已有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和社会管理领域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多重剖析,探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应对,从而对相关学科和领域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于理解和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有一定现实价值。

 

【关键词】网络群体性事件利益冲突传播学政治学社会管理

 

前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高发的时期。社会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但由于新旧体制的变化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变化,贫富差距、教育、卫生等领域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民众参与意识以及权利表达意识增强,这就造成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在群体性事件中,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0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2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在网络技术出现以后,通过网络空间这一独特的、虚拟的平台,网民可以就关心的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和公共意志展开自由的讨论,实现现实政治生活中难以达到或者成本很高的参政议政的目的。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广泛性和有效性。”[[[]张伟.社会管理创新读本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81-182

[5]万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M].北京: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 242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占全部事件的30%[[

]]这说明,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于正确处理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这一问题,我国学者也开始从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术领域对其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起因、社会功能、防治措施等方面,已经取得的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中许多化解群体性事件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措施被逐步纳入政策法规体系,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处置紧急治安事件有关事项的通知》(199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2004);国务院公布的《信访条例》(2005);20071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施行等等。

  

本文的理论创新性在于,在已有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和社会管理领域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多重剖析,探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应对,从而对相关学科和领域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于理解和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有一定现实价值。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西方社会学家把群体性事件称之为“集合行为”或“集群行为”等,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戴维·波普诺认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下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566-567]]尹恩·罗伯逊也认为,“集体行为是指大批人相对的自发的和无结构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方式。”[[[] []伊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赵明华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765]]

在中国,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对集体行为的一种中国特色式解读,带有政治色彩。直到2004年,作为社会性含义的“群体性事件”概念才出现,并以官方文件《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形式加以确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文件]]文件称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我国青年学者龚维斌对群体性事件做了如下比较权威的学术界定:“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于人们的利益或相关诉求不能够得到有效满足而引发的部分群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程度对峙状态的事件。群体性事件属于通常意义上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民法的范围内可以解决的事件,它不同于政治动乱、敌对状态等需要通过战争、暴力手段来解决的事件。”[[[]龚维斌.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 [M].北京: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168-169]]

从广义上讲,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互联网上发生的有较多网民关注和参与讨论的事件,如2012年中国网络上发生的“表哥”事件,“常艳”十二万言“言情录”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造成了一定的网络群体压力,对现实中的该事件后果产生了一定影响:“表哥”被开除党籍,“言情录”的主角衣俊卿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职务。从狭义上讲,“网络群体性事件特指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呼应,乃至可能或已经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本文在狭义上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民基于利益诉求的集群行动:网络中的群体是一种自发的、无组织的“群体”,这种“群体”由于某种现象或某种事件触动自身利益(直接或间接利益)而集群在一起,以情绪发泄为主要情感特征,会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过程来看,参与主体有现实中的公民,“虚拟”中的网民甚至有具有破坏目的的谣言散播者;从参与客体来看,有舆论领导精英、媒体、政府部门等。而网络群体事件发生的本质特征是利益需求的多样性、根本性与层次性。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通过集群行动是一种需求的满足,而最根本的是利益的诉求,集群行动主体的目的往往是将触动其利益的问题通过网络裂变式传播曝光于公众视野,以求舆论支持,对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以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间接触发事件扩大化的因素还有政府与媒体参与处理事态的有些方式违背了部分群体或个人的利益,不能有效地平息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有如下特点:网络传播速度快,容易升级;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主要矛盾是事件关注的热点;爆发点不确定,变体事件和本体事件可能出现非关联性;参与者的理性与非理性心理因素并存。2009年以来,‘躲猫猫’、跨省追捕、邓玉娇案、开胸验肺、天价捞尸、钓鱼执法、杭州飙车案等,都是首先通过网络引起社会反响,最后演变成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其中,有的属于现实与虚拟并存型:现实中是群体性事件,网络上也讨论的不亦乐乎,互相声援,互相印证;也有的属于现实诱发型,呈现出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联动、相互影响加剧等新特点。”[[]]

二、从政治学角度解读网络群体性事件

 

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民主政治要求公民积极参与管理事务。换言之,没有公民普遍参与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从这一角度看,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的体现,应该对此加以重视,从中分析出现代民主政治的积极元素。“现在,互联网络在全球迅速扩张,无数的个人和组织成为网络信息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或兼而有之。网络世界几乎涵盖了现实社会的所有领域,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也为公民政治参与创造了新的渠道与空间。公民政治参与无论是在主观意义上还是在客观可能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郭明飞.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0]]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主要是指一个的公民普遍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个人或集体的意愿、从而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对照上述概念,网络群体性事件不能构成有序的政治参与,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无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来提出积极的应对方案。另外,在分析政治参与主体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网民的概念和公民的概念有一定的区别。在法律上,公民是指具有一定国籍、根据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政治上,公民指具有参加政治生活权利的人。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主体既可以是传统意义上实名的公民,也可能是现代意义上匿名、虚拟的“网民”。“从严格意义上说,至少在目前,网民并不完全具有确切的法律意义,网民在网络上的参政身份往往是模糊不清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客观存在,不能忽视网民在网络上,或者利用网络参与政治活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时代政治参与主体更具有复杂性和隐秘性。”[[[]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48]]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于政治发展而言,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网络群体性事件一方面可以强化群众参与舆论的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政策的制定;但在另一方面,网络群体性事件容易被心怀恶意之人利用,歪曲事实,散布谣言,传播一些不实报道,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社会稳定。而且,未来一个时期,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成为一种主导形式,引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变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张伟.社会管理创新读本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83

[18]时蓉华社会心理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5

]]这就需要各级政府以引导和培育为主,把互联网作为扩大公民社会参与、推动民主建设的重要手段,发挥其积极的政治作用;做好政府的信息公开公众,提高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巩固执政基础;尊重网络传播规律,提高引导网络舆论的能力。

三、从传播学角度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应对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现实中互不相识的人们为什么会在网络中参与或发动集群行动?参与者如何维持追求目标一致的集群行动?这是需要追问的重要传播学问题。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就是发生场域的特性,网络为群众“去个性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谓“去个性化”最早是费斯廷格、奥尔伯特和纽科姆等人提出,他们认为群体在某种情况下会使其成员似乎感觉到自己被淹没在群体之中,并丧失了他们的个人身份。[[]]美国心理学家金巴尔多(P.G.Zimbardo)认为去个性化产生的环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匿名性,二是责任模糊。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网络这一个虚拟、匿名的场所,为去个性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网络中,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自己现实中是谁,个体就会毫无顾忌地做出一些现实中自己不可能做出的行为。再加上“法不责众”的观念使他们意识到,在网络中的“摇旗呐喊”是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到:“当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处于孤零零的单独个体的时候,他知道必须要对自己本能行为加以控制”但在网络传播介质特性的催化下,群体的行为异于常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尽快平息网络群体性事件、根本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凸显的矛盾,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疏导治理工作是至关重要的。面对含群体性网络事件在内的突发事件,理想的传播模式应该遵循如下传播原则:时效性、透明性、主动性。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掌握主动权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媒体在时间将真相告诉受众,能起到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作用。“新闻讲究的是新,要求的是快。只要不违反纪律、道德,不涉及保密,不伤害社会和个体,不引起消极后果,就应立足于抢,先声夺人。要采取‘先发制人’策略,尤其是对那些可能会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突发事件,一定要尽可能在时间抢先作出反应和报道,密切跟踪事态发展。”要“按照正视而不惧怕、突出公众利益、突出政府权威、作最坏打算争取更好结果的原则,确定妥善处理突发事件舆论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朱力韩勇乔晓征.我国重大突发事件解析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04-305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需要做到:迅速回应,平等对话;信息透明,阻止谣言。

(一)打破群体认同的壁垒边界——迅速回应,平等对话

大多数网络群体性事件,刚开始卷入的人并不多,产生的集群情绪还不是非常强烈,但在这段时间里,围观群众会越集越多,随之而来的是群体认同和群体情绪愈演愈烈,参与者在网络中的言辞会更加具有攻击性,参与者和旁观者将所有参与者和旁观者看成内群体,而把特殊利益群体或党政机关当成外群体,如果外群体在事态初期阶段迅速回应,平等对话,对参与者合理的诉求和愤懑的情绪表示理解,对其工作人员的不妥做法致歉,通过改变社会比较的参照体系,改变社会互动的情境,就可以大大降低彼此对立的群体认同,将党政机关和群众形成同一战线的新的群体认同。“求同存异”是打破群体认同的关键所在。

(二)打破群体认同的壁垒边界——信息透明,阻止谣言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要平息群体情绪的扩大化是疏导工作的更大瓶颈,很多群众对党政机关的权威信任度很低,都持观望之势,如果这时“官方”做到信息透明,控制好沟通的尺度,掌握信息沟通的主动权,可以使情境中很多不确定性化为确定性;同时,网络中放大集群情绪的谣言如何做到“防、疏、堵”是很大的障碍,硬性阻止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是不切实际的,现代信息技术愈加发达,为谣言传播更是不断催化,政府部门不可能花费大成本追查谣言来源,更不可能垄断所有现代通信技术,我们更愿看到政府的信息透明公开化,消除谣言产生及传播的所需条件。政府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必须注意,要有主管部门负责人公布有关事实,强化信息的权威性,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不与机密冲突的前提下,不断公布新调查事实,以正视听。

 

“由于现行网络规范与制度还不完善,对网群事件监管还存在空白。网络存在‘重发展、轻管理’的问题,网络法规建设滞后,缺乏对网群事件的有效监管。相关法律的空白不仅使网民群体和个体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而且也使得已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难度加大。”[[[]万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M].北京:行政学院出版社. 242]]所以,在完善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方面也应该加大力度,要做到依法加强网络管理,打击非法网站,把网络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同时,要兼顾保护广大网民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言论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当然,网络社会说到底是现实社会的缩影。所以,消除网络不稳定因素,根本上还是要搞好政府自身建设,切实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切实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本着‘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原则,多措并举,从源头上消除产生社会危机的土壤。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尤其要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无论是在公务行为和个人行为种,都要遵守党纪国法和社会公德,更大限度地减少冲突的可能,避免引发社会矛盾。”[[[]万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M].北京: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 257

[23]约翰逊《社会学理论》,337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24]乔纳森·H·特纳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吴曲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四、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建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应对机制

社会管理有广义、狭义之分,关键取决于社会的概念。广义的社会管理指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包括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社会子系统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管理。这里,社会是“大社会”的概念,与自然相对应,和民族的范围重合,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子系统在内。狭义的社会管理侧重于社会子系统的管理。例如,王彦斌教授在如下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社会管理是指在一定共同价值观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其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社会效率”[[[]王彦斌.社会管理的共构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

]]。网络群体性事件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是社会管理的对象之一。如何预防、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答案是多方面的。

首先,建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是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必然要求。从政策过程方面来看,利益表达机制、民意诉求的表达与征集机制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要条件、重要条件。其中,尤其要重视弱势群体表达机制的建立。如果这种机制缺乏,网络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传统上,诉求表达机制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各级信访部门负责。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原有的信访工作机制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信访部门只是被动地接受民意诉求,通常交给各职能部门办理,信访办只起专办、督办作用。尽管多数情况下各职能部门也安排有兼职的信访干部,但信访部门或信访人员并无权利或责任去落实化解问题,容易形成收集到的民意诉求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没有反馈。长此以往,信访部门也就成了一个工作摆设。此外,信访部门没有联合多部门办公的权力,只是一个信息上达机关,群众解决问题往往要跑好几家职能部门,在部门职责不清晰的情况下,职能部门之间容易相互推诿,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使矛盾激化。为此,民意诉求表达和征集的组织机构建设必须能够使信访部门与具有问责权力、联合多部门办公权力的部门结合,才能够使民意诉求真正得到有效处理。”[[[]王彦斌.社会管理的共构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51-252]]

在现实层面,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同等重要的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化解社会矛盾、防止或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然要求。

其次,要主动引导舆论,不要等在网络上把群体性事件炒作起来了才被动应对。未雨绸缪是上策。“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适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认真研究媒体规律特别是互联网规律,正确对待媒体监督和网上舆论,特别是不能埋怨、抵触媒体监督,不能寄希望于压着媒体不报,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技术手段删除网上的负面言论。”[[[]龚维斌.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 [M].北京: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 178

]]

在适度原则方面,网络舆论引导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管理要做到松紧适度:既尊重民意又要避免被“民意”所裹挟。

五、结论与讨论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多重原因,其应对的路径也是多角度的。揭示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多重原因,在相应领域、学科找到相应的应对路径,并将多种路径结合起来,是对治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社会病”的良方。有效、正确地预防和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取决于党和政府等相关部门和社会管理主体能否打破群体认同的壁垒边界,做到迅速回应,平等对话,信息透明,阻止谣言。而最根本的在于构建和完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消除利益冲突与心理失衡的生成基础。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过程及解决机制,根源于现实,表现于网络,最终解决于现实。限于篇幅,本文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未做展开论述。

对社会公义的普遍要求,正逐渐成为凝聚各阶层联动的共同努力,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管理和政治参与模式。网络公民参与对社会管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网络公民参与体现出建立在公民权利与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公民社会成长的表现之一,催化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进程。只有壮大本义的社会力量,协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目标,充分发展公民的民主态度和心智、认识、表达和协调他们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对此内容,拟在将来再做展开论述。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8.

[2] CNNIC30次调查报告:截至2012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