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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与翻译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2-03 11:21:42 阅读: 38 次

 [摘 要]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标题中的“真理”是精神科学中的真理,是文本意义的自身显现,“方法”是精神科学中的方法,是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对话是语言的典型存在方式,是语言的本质。通过语言揭示真理,与通过对话揭示真理,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是一回事。翻译作为解释学对话,是一个特别艰难地取得相互了解的过程;作为实践哲学对话,是两种世界观的融合,是人类走向“交谈共同体”的必由之路。翻译的真理性依赖于翻译的条件性,翻译的条件性又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相对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不是相对主义以及是何种相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概念。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又陷入了伽达默尔所描述的解释学境遇之中。

  [关键词] 伽达默尔 翻译 对话 真理 相对主义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标题中的“真理”是精神科学中的真理,是文本意义的自身显现,“方法”是精神科学中的方法,是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翻译作为解释学对话,是一个特别艰难地取得相互了解的过程,翻译的真理性依赖于翻译的条件性,翻译的条件性又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在翻译时,译者面对的是原文文本,但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原文所包含的“意思”。 这里所说的“意思”,“意旨”,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指的隐藏在原文文本背后的作者的“本意”。 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苦苦追寻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

传统的解释学,从古希腊的解释学,中世纪的“释义学”和“文献学”,直至近代的哲学解释学,都贯穿着一个明显的客观主义精神,从而强调接受者应该努力把握“文本”的原意,把握创作该文本的作者的“本意”,这一精神与传统的翻译要领也是一致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解释学一反传统解释学的理论,宣称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作者“本意”的寻求也是徒劳的。他们认为,当作者创造出了一件作品(文本)以后,这件作品(文本)就是一个脱离了作者的自足的存在。因此,阐释者不必去与作者认同,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探究文本所关注的问题上。

如果我们用两个字来概括伽达默尔的翻译哲学观,那就是 “对话”。是译者与文本的对话,而不是译者与作者的对话。文本的意义超越了作者,它并不是作者意图的再现。我们无法面对作者,只能面对文本。“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所指导,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伽达默尔还进一步提出了“使两个视界融合”的观点,他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努力执着于对本文(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说,也可理解为是原文)作者本意的迷信,而没有看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本文,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也就是说,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这种历史性就使得对象本文和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演变中的“视界”,因此,理解就是本文所拥有的诸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这样,在现代解释学理论看来,人们面对本文所达到的理解就永远只能是本文与主体相互溶通的产物。鉴于理解的历史性,本文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它在历史长河中已演变成了一系列他者,因而,理解根本无法去复制本文作者的原意。

把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的话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粗一看,人们很可能以为这话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外翻译家几千年来的努力:既然本文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既然理解根本无法去复制本文作者的原意,那么,翻译家们孜孜以求的原文的“意旨”也就成了镜中花水中月了,他们的所有努力也就成了不可能有结果的徒劳了。其实不然,伽达默尔的观点对于翻译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首先,伽达默尔关于两个视界融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相当确切地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在翻译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译者应进入原文文本的世界,应努力领悟作者的本意,但在实际翻译中,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里的知识和信仰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

其次,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观点在翻译中也是很容易得到印证的。

然而,如果说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主体和客体的历史性论述对于我们进行文本解读甚至进行翻译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他由此进一步提出的有关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的设想,就不仅遭到古典解释学派的反对,在翻译研究者看来更是值得商榷的了。

 伽达默尔认为,必须把阐释者与文本的关系设想成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假设参与者双方的关注有共同之处,而并不仅是“图谋”对方。于是,阐释者就不必把注意力集中在文本上而必须把注意力对准与文本有关的问题上,随文本一起处理这个问题。这样,阐释者就不必与作者相认同(伽达默尔认为,无论如何,这种认同都是一种幻觉),而只是去探究文本所关注的问题,并顺着文本的最初问题所追踪的方向接受进一步的质询。伽达默尔的这种假设,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本意的存在,而且也否定了文本本意的存在,这样的假设显然是大可置疑的。如果说,作者的本意由于作者处于历史性的演变之中而会有所演变,从而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已经由作者完成并变成了一个客观存在体的文本,它的本意应该是相对确定的。

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观点,即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人(具体即接受者、读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也都是历史地存在的,因此也就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由这种理解的历史性,他进而得出“本文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它在历史长河中已演变成了一系列他者,因而,理解根本无法去复制本文作者的原意”的结论。从表面看,伽达默尔的理论似乎对人们的理解和解释行为(当然,也包括我们讨论的翻译行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采取了一个悲观消极的立场。这种观点若引入到翻译研究中,就是典型的不可译论,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尽管伽达默尔得出了“作者本意不存在”、“理解无法复制作者原意”等结论,但与此同时,他赋予理解以更大的意义,因为他认为,由于这种历史性使得理解的客体——文本和理解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处于历史演变中的“视域”, 所以理解就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也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家劳动的创造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