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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变迁谈补偿制度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2-03 14:44:11 阅读: 39 次

【摘  要】被害人补偿制度一般指被害人及其家属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应有的赔偿,以其公共资金给予适当补偿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有责任论等,笔者认为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是现代法律的立法趋势,本文仅就由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变迁来论证补偿的合理性。

 

关键词:补偿 被害人 诉讼地位

 

     随着“尊重和保护人权”这一概念写入宪法,我国在刑事诉讼中越来越关注对人权的保护,包括严禁刑讯逼供以及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等,由于长期以来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使得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而使遭受侵害的被害人的权利往往被遗忘。近年来一些开始注重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并设立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而我国对于这一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本文仅就补偿制度的建立进行分析。

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被害人获得补偿的权利,其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责任理论,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公民,当公民受到犯罪侵害时,有义务给予补偿。该学说认为,补偿是对社会契约的遵守,在契约关系中,市民有向交纳税收的义务,而则有向市民提供服务和保障市民安全的责任。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意味着政府没有维持好社会治安,违背了双方的契约关系。在刑事被害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的时候,政府就有责任采取措施,使受到犯罪侵害的市民恢复到犯罪发生前的状态。按此理论构建的补偿制度应当以补偿为必须,即一旦出现犯罪人没能赔偿的情形,就有履行补偿义务的责任。

二是人道及社会福利说,该观点认为,对于被害人这种弱势群体,应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最起码的人道扶持。被害人本来已经因犯罪侵害遭受身心创伤及财物损失,在诉讼中又往往是控辩双方论证中的牺牲品,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社会有责任予以适当的救助。社会应当不断地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其中包括要向处于困境的被害人适度倾斜。被害人补偿法,就是向公民提供福利性保障的规范。

三是社会保险说,人们平时以保险的方式缴纳一定的税金,一旦发生危险,应以整体的力量弥补个人的不测之损害。这一理论把看作全社会的保险人,社会成员向纳税,等于向保险公司投保。而各种社会保险的目的都是使人们能够应付威胁其生活的稳定和安全的意外事件,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补偿也是社会保险的种类之一,对于受到的犯罪侵害,也属于社会保险帮助解决的意外事故。当被害人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足够的赔偿时,由予以补偿,而不会产生被害人被迫独自承受这一事故带给他的损失。以上这些社会保险的费用都来自源的税收。犯罪这一行为,侵害的是社会上不特定的人的利益,所有的纳税人应对此共担风险。

四是社会正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虽然有剥夺犯罪人因犯罪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权利,但却无权因此影响被害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获得罚金收入的同时影响了被害人权益的实现,那么所获得的罚金收入就是不符合道义的,应以其获得的罚金作为补偿被害人的基金。五是刑事政策论,补偿被害人,可以消灭被害人对犯罪人的仇恨,也有助于一般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六是社会防卫论,补偿被害人即提高了被害人对司法的信赖与合作的意愿,从而增强社会的防卫功能。七是现实观察论,为了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的维护,实现司法正义的真谛,应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被害人获得补偿的必要性。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变迁

根据美国被害人学者沙菲尔的观念,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经历了三个阶段,是被害人的黄金时期、被害人的衰退时期和被害人的复兴时期。黄金时期是以私力救济为基本特征,衰退时期以公立救济为基本特征,复兴时期也就是私力救济与公立救济的相结合。下面将从不同阶段被害人地位变迁谈赔偿的理念。

(一) 被害人的黄金时期

之所以称之为黄金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是以被害人为中心司法处理,被害人在追诉和刑罚方面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一切以追求被害人的利益更大化为目的。具体来说,这里指的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犯罪被视为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人过错,绝大多数的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恶性行为被视为是对抗单独个人的私行为,血亲复仇、血态复仇以及后来的同态复仇和赎罪都是又被害人自行或者由其近亲属及所属氏族予以实施,这一时期司法体系的重要特征就是缺乏公诉人与公共执法机关的介入。之后,为了减少和禁止被害人及其家属针对犯罪人及其家属所采取的各种无休止的报复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许多明文确定了被害人有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直接赔付机制出现,以期全部或部分恢复因被害所遭受的各种损失和损害。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犯罪人需要向被害人及其家属支付赔偿金,如果拒绝或无力支付,被害人及其家属便有权进行家族复仇。这一时期以个人义务、家庭纽带、宗教信仰及社区传统为基石的社会关系为实现被害人利益更大化提供了社会条件,此时法律是用来解决私人纠纷的一种平衡机制。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大多数针对个人实施的暴力犯罪或财产犯罪不仅被视为对单独被害人的私行为,而且被视为对抗王权的严重刑事犯罪,而之前的私力救济也逐渐被视为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威胁,逐渐导致了刑罚结构的改变,使得公立救济得以逐步确立以及被害人保护的缺失。

(二) 被害人保护的衰落时期

这一时期首先是公立救济的确立,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其对被害人权利的珍视和保护,力图以出面惩戒犯罪的形式来取代家族复仇。它确立了权力的权威性,首先确立了以为名进行刑事处罚,并对弱者施以保护,使其免受强者侵扰。以公力救济来保障被害人,不可否认是刑罚结构的一定进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被害人逐步丧失了决定犯罪人命运的决定权,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地位亦逐步削弱。制约和维系被害人和犯罪人利益更大化的机制逐步解体,政府主导下的司法机构和司法程序逐渐成为解决被害人权利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机制,犯罪不再被视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行为,而是犯罪人对法律的藐视与侵犯。公诉人承袭了以前由被害人处理犯罪问题而享有和实施的权力与责任。检查官被授权来决定是否起诉犯罪人和是否建议法官对被告施以适当刑罚,法官的司法裁量权可以对犯罪人施以刑罚,而被告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损失只是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和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力图恢复和弥补被害人在被害前境况的努力不再成为刑事司法考虑的主要问题。在此时,主流观点认为通过刑罚来威慑犯罪、通过监禁犯罪人来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应是刑事司法的最重要目的所在。刑罚不应该被用来解决私人损失,被害人也不能被允许来掌控起诉和刑罚,刑事司法系统应该起到避免犯罪所造成损失的作用。

(三) 被害人保护的复兴时期

   现代的刑事司法体系被设计为处于相对弱势的单独个体与占强势的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显然是不平等非对称的,为了保障弱势一方免受来自政府的过多打压,许多都着力推进被告人和犯罪人的权利保障。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被害人仅被赋予证人的地位,始终处于被忽略被遗忘的位置,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相当有限。随着被害人运动的发展,被害人保护的意识开始逐渐深入人心,之前那种将被害人与刑事司法体系生硬剥离的传统做法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改造中来。各国的刑事司法机构逐渐意识到被害人也是刑事司法中的重要部分而需要得到协助,众多措施开始贯彻到刑事诉讼中来,包括允许被害人在初审中提供被害人陈述作为量刑参酌,告知被害人案件的进程,采取保障刑事被害人及证人免被恐吓的措施,判定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损失进行补偿,以及对某些种类的犯罪的被害人提供经济补偿等。

   1985年的《联合国被害人宣言》设定了被害人保护的国际更低标准,对刑事犯罪中的被害人权利问题做了规定。2000年的《犯罪人和受害人:司法程序中的责任和公正问题》明文规定了被害人的7项权利,这是国际公认的对被害人公正的基本要素,包括:得到尊重和承认的权利;得到引导取得适当资助服务的权利;得到案件进展情况信息的权利;出庭和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咨询的权利;保护人身安全和隐私的权利;得到犯罪人和补偿的权利。这其中就包括了补偿这一义务。

 

小结

   通过上文对被害人在不同诉讼模式中地位的变化可以看到,在私力救济时期,也就是早期以被害人为中心进行的救济更大限度的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在公力救济时期,被害人的权利遭到漠视,的追诉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权威性,现代的被害人权利得到逐步重视,刑罚体系仍然是公力救济为主,为了追求整体利益的更大化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剥夺了被害人自我救济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被害人的权利,那么就有义务对被害人的损失作出赔偿,尤其是在犯罪人无力赔偿或无法找到犯罪人的时候,就应从其维护社会利益的所得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维护个人利益的所需。因此,从与被害人在诉讼中角色的转换这一角度也可以得出建立补偿制度的重要性。

犯罪的本质则是对刑事被害人人身权利、生命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的严重侵害,但是在旧的刑事司法模式下,一方面强调刑罚权的实施,另一方面则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救济,比较少去重视被害人的身心伤害是否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弥补,被害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了救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救济。因此,在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及强调尊重和依法保障人权的今天,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尚未构建统一的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今天,研究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在对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刑事被害人的适当补偿,安抚社会的情绪,也可以为在诉讼中加强对被告人的程序保障提供更大的空间,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理念由控制犯罪向保障人权的转变。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治进程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鉴于我国被害人保护的严重不足,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日显迫切,但同时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各国在实践中也面临很多问题,所以需要立足于我国社会当前的发展阶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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