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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2-03 14:48:39 阅读: 41 次

【摘要】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自在地方试行以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该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未成年人再犯罪,并帮助他们重新被社会接纳。但是,该制度在我国还处于摸索阶段,不可避免会出现些问题。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构建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理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其中,那些被贴上犯罪标签的未成年人更是渴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却依然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为了帮助失足的未成年人能够以全新的姿态被社会接纳,我国理应推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下面,笔者将就该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一己之见。

一、背景

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世界各国早已有了具体的规定。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三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判决相关的犯罪记录卡应销毁。”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法》第98100101条就消除前科的程序、撤销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国外不但已经制定了关于消灭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法律法规,而且其内容已相当全面、具体。此外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成为世界刑事立法发展的一种趋势。我国也应尽早与世界刑事立法接轨,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毕竟,对于受过刑事干预的犯罪少年,负有如何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义务。[1]

另外,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认知能力,往往会因一时意气而犯下弥天大错。不过,他们可塑性强,能够在教育之后及时悔改。“少年被告受刑之宣告,经执行完毕或者赦免者,其因而改过迁善者,称庆之不暇,岂可将其前科记录保存以阻其向善之忱,断送其前途。盖少年犯罪,由于本性者寡,受外界濡染者众,纵经执行完毕而无成效,亦未必顽劣终身”。 [2]我国立法者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均对未成年人保护做出了规定。只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还是会不同程度地排斥他们。贝卡利亚说过,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3]社会的这种消极态度又进一步增加他们的自卑感,从而产生对社会的抵触情绪,甚至会迫使他们选择再犯罪。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更好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人们对他们的排斥态度。但是,这需要耗费很长一段时间。毕竟这种传统观念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是不可能在一早一夕之间就被摧毁的。可帮助未成年人重返社会的任务刻不容缓。所以,我国有必要先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从而为以后帮助失足少年重返社会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二、制度构建

(一)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

我国对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只进行了粗略的规定。其中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譬如具体适用时罪犯的年龄以及认定年龄的条件和具体适用该制度的刑罚种类等。笔者认为,在具体确定具体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时,必须先考虑已有的法律规定的范围,然后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再决定是否要进行适当地补充。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年龄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对于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对一些明确列举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并且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笔者认为,该法律条文已经很明确地交代了未成年人罪犯被判处刑罚时的年龄条件,而我们也应该依据该条文,将适用前科消灭制度人员的年龄限定在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之间。至于如何认定年龄的时间,笔者认为更好是在犯罪时。这样既能适当地扩大该制度受益人范围,又能督促未成年人在服刑期间积极表现,悔过自新。不过,我们也发现,该法律条文中仅仅规定了刑罚条件,而忽略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司法机关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成立犯罪时应参考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倘使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的,那么前科消灭制度便帮助他解除了其犯罪时的后顾之忧。而此时,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意义也就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转化为纵容犯罪了。所以适用该制度时有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管内容。这样才可以增强立法的说服性和操作性,才可以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

前科的消灭并不毫无条件的,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适用。首先,不能将适用范围仅限定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因为未成年人犯罪大多属于激情犯罪,他们很有可能因一时冲动而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譬如,在与同学争执的过程中,未成年人失手将圆珠笔插入对方要害部位,导致对方重伤。该行为人可能因此而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所以,必要地扩大适用范围,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结合我国的立法的现状,笔者建议,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规定在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其次,该制度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适用。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大、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坏的行为人,该制度应将他们排除在外。如下几类人便不应适用:(1)累犯,如果行为人构成累犯,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其没有真心悔改。消灭其前科只会纵容他们再犯罪。(2)多次违反法律,受过劳动教养或者行政处罚的人。违法并不意味着犯罪。但行为人多次违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可塑性不强。那么,对这类人员实行前科消灭制度是毫无意义的。(3)犯有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犯罪的行为人。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对上述明确列举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可见,这些罪行确实非常严重,社会影响也极坏。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对其适用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4)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行为人。笔者认为,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行为人,其罪行或者犯罪情节一般都很严重。这类人往往需要社会进行监督。(5)犯有刑法章规定的危害安全犯罪的行为人。这类人员社会危害性极大,消灭其前科相当于给社会丢下一颗不定时炸弹。

(二)适用程序

1.申请程序

首先是申请人的范围。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提起的主体,只能够是未成年人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笔者认为,申请消灭前科的人员应包括未成年人的成年近亲属、亲友。在必要的情况下,法院、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以及未成年人社区责任人也可以提起。毕竟,这些人员和机构与被申请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能够切身体会到未成年人的实质变化。

其次是管辖权的确定。笔者认为,原判法院和未成年人住所地法院均应有管辖权。一方面,原判法院对案件比较熟悉,对案情比较了解。这有助于它确定被申请人是否已经改过自新,是否已经达到了刑罚的目的,从而使其裁决更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未成年人住所地法院在搜索相关信息,确定未成年人真实情况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它所作出的裁决更具有信服力和说服力。

再次是关于考验期限和申请时间的问题。行为人所判处的刑罚表明了其行为的危害程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那么,它也可作为确定行为人考验期限的依据。参照刑法第73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将考验期的范围限定在两个月以上三年以下。至于申请时间,结合我国各地区的试行情况,一般都确定为考验期届满后一年。

2.考察和审查程序

相关法院在受理申请后,应在合理的时间内组织审查和考察工作。审查的内容不能仅限于申请人的书面材料,还应结合被申请人的具体表现。其中对被申请人实际情况的考察工作,完全依靠法院一个机构来完成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既大大降低了工作的效率,也无形中增加了工作成本,最终也未必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考察工作,法院应加强与公安机关、共青团妇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加强彼此间合作,进而高效完成相关工作。当然,公检法也可以联合设立专门的考察小组。这样将更有利于考察工作的进行。

3.裁决程序

法院在审理完被申请人资料后,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做出裁决。至于具体时间的确定,要根据考察内容的复杂程度而定。不过,不宜过分拉长考察时间,使被申请人的合法利益受损。法院在作出裁决时,如果认定被消灭人确有悔改,已经恢复正常人格。那么,应当裁定准予消灭。此裁决应为终局裁决,不得上诉。如果认为尚未达到条件,则可以裁定不予消灭的。而被申请人可以遵循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的规定,在法定的时间内上诉,并由上一级法院作出终局裁决。

(三)法律效果

当法院关于未成年人前科准予消灭的裁定生效后,任何与被消灭人犯罪记录相关的档案均要被消灭或者严格保密。有关部门应该配合检察院的工作,将相关资料交由检察院进行统一消灭或管理。当被消灭人再次犯罪时,司法机关不能依据其存在被消灭的刑事前科为由,认定该行为人属于再次或者多次犯罪,从而影响对该行为人的定罪与量刑;不能依据其已被消灭的刑事前科而认定该未成年人构成累犯,从而具备量刑时的法定加重情节。当然,被消灭人也不必再受就业、入学等方面的限制,享有与社会上其他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三、相关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为了切实做好犯罪记录的保密工作,检察院应该建立专门的限制公开档案库。该档案库应当由专门的人员进行保管。同时,法院还需建立严格的评估体系和监督机制,以确保其所作出的裁决客观性。至于监督方面,仍应由检察院负责。

四、结语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后备力量。倘使社会因他们一时的失足便将其抛弃,未免浪费了大量人力资源。况且,每个人都具有主观能动性。我们不能够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人。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正式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但是随着该制度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得以施行,笔者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必将入典入法,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的一项有效的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姚建龙:《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2]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247页。

[3]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